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麻省理工创新思考力宫书尧著.--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9.12

    ISBN 978-7-5699-3292-8

    Ⅰ.①麻… Ⅱ.①宫… Ⅲ.①创造性思维—思维方法 Ⅳ.

    ①B80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64108号

    北京市版权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字：01-2018-8820

    中文简体版通过成都天鸢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代理，经远流出版事业股

    份有限公司授权中国大陆独家出版发行，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

    形式，任意重制转载。本著作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

    麻省理工创新思考力 Mashengligong Chuangxin Sikaoli

    著 者｜宫书尧

    出 版 人｜陈 涛

    策划编辑｜周海燕

    责任编辑｜周海燕

    封面设计｜天行健设计

    版式设计｜王艾迪

    责任印制｜刘 银

    出版发行｜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36号皇城国际大厦A座8楼

    邮编：100011 电话：010-64267955 64267677

    印 刷｜三河市兴博印务有限公司 0316-5166530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15 彩插 8页

    字 数｜180千字

    版 次｜2020年3月第1版

    印 次｜2020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99-3292-8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MIT校徽中的哲学家和工匠，代表思考与工程应用并重。

    在校期间参加MIT救护车队，学会说服能力与领导艺术。经过八年努力，终于在2017年取得MIT博士学位。

    2010年参加D-Lab课程，到非洲的加纳学习研发连锁砖。运用连锁砖盖房，可降低水泥用量。

    图为我所制作的连锁砖样本。加纳库马西市的建筑物都是用就地取材制成的黏土砖建造而成的，这种砖块成本很低。

    图一图二

    图三

    找遍加纳的库马西市，就是找不到制作花生油压缩机的螺旋锥，只好请当地金属工以砂铸造

    法制作。先将螺旋锥样本放到砂箱里打印(图一)，接着将废金属熔化(图二)，最后把熔

    化后的金属倒入砂箱中(图三)。2011年，MIT顾问团跟随肯尼亚志愿者参观贫民窟。

    肯尼亚贫民窟都是烧木炭煮饭，但是木炭很贵，以致森林中处处可见砍树和制炭的痕迹。

    森林深处经常可见违法的制炭工程。我(右)和肯尼亚当地拾荒者检视垃圾中的有机废物，试图寻找可炭化的材料。

    为了维护森林，采用农作废物来制炭。图为将玉米废物放入铁桶制的制炭反应炉中燃烧，使

    之炭化。

    嘟嘟车是我们在肯尼亚蒙巴萨的交通工具。经过无数次测试，终于造出符合肯尼亚和印度乡间需求的制炭反应炉。

    2015年2月，终于在肯尼亚成立了名为Safi Organics的肥料公司，图为公司所制的活性炭肥

    料。为了在肯尼亚推广制炭企业，我请了当地人帮忙打理，图为2015年新盖的工厂外观。

    2014至2015年冬天的波士顿大雪。

    (图片来源：dheera.net授权：CC-BY-SA4.0)

    2013年4月爆发炸弹恐怖攻击，校警柯利尔因公殉职。图为坐落在校园内的柯利尔纪念碑。推荐序一

    走出自己的道路

    殷乃平(台湾政治大学金融学系教授)

    《麻省理工创新思考力》一书为作者叙述他在麻省理工学院(下

    文简称为“MIT”)求学过程中的点点滴滴，文中凸显出MIT独特的校

    园文化、作者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遭遇到的诸般问题与挫折，以及其

    功成名就、拥有数项专利、在非洲创立并投资两家公司的反省与感

    触。对许多正要到海外留学的朋友或返国的海归学子们而言，此书都

    值得一读。

    拜读此书时，我顿时回想到数十年前独自赴美留学的景象。当时

    初抵陌生的地方，因时空互异所感受到的语言、习俗、社会文化的冲

    击，以及入学之后教学研究方式、学习环境与学习风气的不同，都对

    我这个新人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影响。观察当时的学子，适应能力不足

    者多立即进入困境，但走出来的难道就真的成功了吗？

    不同的校园有不同的学风，MIT开放自由的学术环境以及主导学术

    理论与实务创业结合，形成了一股不同于一般大学的风潮。至2017

    年，该校已有91位诺贝尔奖得主，同时在创业文化下，学生与校友的

    创业总值估计近两兆美元，超越世界第十一大经济体。无论在学术成

    就与社会贡献上，MIT都领先多数学校。

    本书作者申请进入MIT生物工程博士班做的是细胞荧光染料研究，但是在MIT的环境下，第一学期结束就去乌干达当义工，研究滤水器技

    术，结果发现当地人并无此需求而失败。随后，他开始规划用低成本

    的连锁砖去加纳取代高价水泥砖，最后发现当地使用的是黏土砖，与

    设想差距极大而无成。但是他为尼日利亚缺电医院设计的手动离心机

    却成功了，得到发明奖。此外，他为救护车设计的冬季保温设施亦取

    得了专利。选修课程他选择去肯尼亚做民调，返回波士顿前，发现当地以木炭为主要能源，遂起意为发展中国家设计废物制炭以取代伐

    木。随后他参加MIT全球挑战竞赛得到学生创新竞赛奖，同时创业，成

    立Takachar公司以推广。

    但是他的这些课外工作与实验室里的博士研究却相互冲突，导致

    被指导教授批评，同时他的指导教授又决定离开MIT去荷兰研究院任所

    长一职，迫使作者得做个人职业生涯规划，究竟何去何从？他决定继

    续经营Takachar并先取得硕士学位，再另寻出路。幸好后来在MIT找到

    新的指导教授，以制炭反应炉为博士论文题材，合二为一，方才解

    决。但是博士论文的制炭技术如缺乏新意将难以通过。在指导教授多

    次要求之下，一再修改，最后终于完成，制出机器样品，获得学位，并且取得柏克莱国家能源实验室的支持，认为该发明在欧美大型再生

    能源、生物燃料、化学合成等领域均适用。总之，作者前后花了近八

    年，才在MIT修成正果。

    难怪MIT毕业纪念戒指后面印有“IHTFP”，一般学生称之为“我

    恨透了这该死的地方”(I hate this fucking place.)，但也有人

    将之美化为比较好听的说法——让人着迷的有趣恶作剧(interesting

    hacks to fascinate people)。不过，作者的经历颇为坎坷，也只有

    在MIT的环境中才能有这种故事。看完后不禁要问各位学子，求学的目

    的为何？只是拿一个学位吗？社会上许多高学位者是学非所用，可惜

    了!人生的道路很长，要走出自己的路来。推荐序二

    令人动容的求学与创业故事

    郑涵睿(绿藤生机共同创办人，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MBA)

    第一次见到宫书尧(下文称为“Kevin”)，是在麻省理工的

    Development Ventures课堂，这是一堂探索如何利用创新与技术打造

    可规模化的商业模式、为世界带来正向改变的实践课程。他介绍自己

    是“热爱垃圾”的Kevin，同样来自台湾，与我分享他在非洲创业所遇

    到的挑战。

    他的故事着实令人动容。

    如同书中提到的：“在MIT受教育，犹如从消防栓中饮水。”MIT

    的校训是拉丁文的Mens et Manus，意思是心和手，重视并鼓励学生探

    索、创新、创业，在现实世界中找到问题，并通过实践寻求解决问题

    的可能性，而MIT从不吝惜给予各种资源。对我而言，Kevin就是如此

    一位具代表性的MIT大男孩，勇敢、不自我设限，从MIT这个“消防

    栓”中充分掌握资源，一次又一次踏出自己的舒适圈。

    我永远记得，在2014年毕业前夕，一次与D.Ventures教授及Kevin

    在查尔斯河畔的Muddy Charles酒吧，喝着两美元一大壶的便宜啤酒，畅谈MIT校友如何通过科技、商业及彼此间的合作，解决世界上正在发

    生的棘手问题。那次会面给了我许多勇气。

    回到台湾，我利用在MIT所学到的知识与取得的资源将绿藤打造成

    一个更理想的公司，而Kevin也将好朋友Moringa Connect介绍给我，通过合作从加纳引进公平贸易辣木油，让台湾地区成为打造全非洲最

    大有机辣木田的重要地区之一。很幸运地，Kevin有着用中文书写日记的习惯，也因此我们可以一

    起通过Kevin，一起从他的第一人称视野，看看他在MIT八年间的故事

    与带来的启发。通过《麻省理工创新思考力》这本书，无论是莘莘学

    子或社会人士，相信都能从中获得满满的创新泉源。推荐序三

    相信自己是可行的

    蔡鎤铭(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博士)

    我第一次见到书尧，是在我之前上班的银行办公室里。他暑假回

    家小住，听他侃侃而谈的是在普林斯顿大学的点点滴滴。再次听到有

    关他的消息时，他已进入麻省理工学院(MIT)攻读博士。我心里想

    着：“好小子!胆量不小啊，敢进入世界上超级难念的顶尖学府。”

    本人目前担任“张老师”基金会台北分事务所辅导委员会副主

    委，“张老师”是台湾地区本土化青少年辅导机构之一，成立即将满

    五十年，长期关怀生命失意、生活失去目标的年轻人。在MIT的岁月中

    淬炼出非凡成长历程的书尧，相对于我们经常面对坎坷失意的青少

    年，落差竟是如此巨大。《麻省理工创新思考力》这本描述书尧人生

    奋斗历程的书，非常值得用来鼓励时下的莘莘学子：生命的旅程分分

    秒秒都要细细品尝，事情的挫败、不顺遂都只是创造下一个机会的开

    始，只要努力奋战坚持不懈，等待适当的时机到来，必定能像书尧一

    样开花结果。

    他在书中提到一位陌生教授肯定他的一句话“我相信”，亦可用

    来鼓励所有青年人，是的!我觉得可行，你可以。

    本书是书尧在MIT八年的点点滴滴，有遇到转换跑道的危机，有彷

    徨无依的恐惧，以及为了实践心中的使命而奋斗不懈的小故事，有血

    有泪，不乏成功的愉悦，更有挫折的心酸，读来有如身临其境，起承

    转合间融入其中，共同分享他的喜怒哀乐，体验他在MIT的人生教育历

    程，令人手不释卷。其中，为了实践自我理念锲而不舍地去争取机

    会、去寻求奥援，以及如何在绝处寻求机会、克服困难、昂首阔步，值得读者们一窥究竟。MIT的人生教育真是海纳百川，也让我见识到它的“消防栓”确实

    非同凡响，将一切不可能化为可能，深感佩服!推荐序四

    看见MIT的精髓

    刘嚞睿(台湾大学生物科技研究所教授兼所长)

    麻 省 理 工 学 院 (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MIT)，一所享誉世界的研究型大学，这里的师生校友包括了九十一位

    诺贝尔奖得主、六位菲尔兹奖(Fields Medal)得主、二十五位图灵

    奖(Turing Award)得主，被公认为当今世界上最顶尖的高等教育机

    构之一。

    多少人梦寐以求想进入MIT求学而无法如愿，但通过《麻省理工创

    新思考力》作者生动的描述，不仅可以使人一窥MIT的堂奥，更让人仿

    佛身临其境般跟随作者的脚步，一路从懵懂的新生淬炼为成熟的创业

    家。本书不仅诉说着一个笑泪交织的成长与奋斗故事，更深刻地描述

    着MIT的精神与灵魂。

    “那个可以使我登峰造极的能力，其实一直存在我的内心深处，而MIT却通过不同的方法或渠道帮助我发掘它，把它从心底深处激发出

    来。”这就是MIT让人脱胎换骨的方法，没有惊奇的魔法让人在一夕之

    间从麻雀变凤凰，而是通过鼓励学生“探索、创新、创业”，扎实地

    教导学生如何在真实世界中发掘问题与机会、提出解决方案，进而创

    造出新的机会，一步一步踏上创业家之路。

    “要在现今这个多变的社会闯出一片天，这无疑是最重要的本领

    了。”作者在MIT经历漫长的八年才淬炼出这样的本领，但是读完这本

    书，即使没有进入MIT，也能够学得它最深奥的精髓。让我们一起跟着

    作者探索坦然面对失败，再从失败中学习，终而迈向成功的创业家之

    路!推荐序五

    坚持理想的标杆

    戴宏全(宏全国际集团董事长)

    这又是一位在异乡发光发热的台湾之子的求学奋斗成功的例子。

    我与宫书尧的父亲认识多年，偶尔在聚会中，会与他聊及书尧在

    加拿大及美国求学生活的点滴，间接了解到他是个品学兼优、才华洋

    溢的青年。直到两年前参加了书尧的婚礼，以及最近拜读了书尧的

    《麻省理工创新思考力》后，才对他攻读MIT博士八年的教育过程及其

    人生经验有了完全不同的认识及感触。

    MIT过去给人的印象，像一座高不可攀、与世隔绝的学术象牙塔，通过书尧生动活泼、翔实叙述其个人宝贵的求学经验，读者能够从字

    里行间领悟到MIT培育独特人才的教育环境，其跟科技未来发展脉动紧

    密接轨、和解决人类的需求与时并进。就像本书的《前言》所

    言：“在MIT受教育，犹如从消防栓中饮水。”研究生可以尽情享用

    MIT取之不尽的丰富资源，犹如取饮消防栓中用之不竭的水源。

    MIT的精实工程教育着重于作者所提的三个主轴——“探索、创

    新、创业”，当研究生发现一个真实世界的需求，就能面对问题手脑

    并用，并且脚踏实地地研发改善产品，甚至能够突破创新。解决现实

    世界面临的问题，才算是一位真正优秀的工程师及创业者，而非不食

    人间烟火的高人!这也是MIT校徽所寓意的兼工匠及哲学家于一身的用

    意，其传授给学生如何在21世纪生存的法则。

    本书令人印象深刻的是MIT的实务课程D-Lab，即运用适用的科学

    技术(appropriate technology)，在发展中国家做实际应用的工

    程。D-Lab的核心在于“发展、设计、创业”，首要目标是探索与学

    习，通过和当地人的对话，找出真正的问题及解决方法。书尧多次参与MIT全球挑战竞赛(IDEAS Global Challenge

    Competition)，这是针对公共服务的创新，在MIT学生间举行的年度

    激烈竞赛中，他和所在的团队每次都能脱颖而出，得了三次大奖。书

    尧就学期间远赴非洲的乌干达、肯尼亚、加纳和印度的偏远地区，在

    乌干达做太阳能炉及沙滤水器，在加纳做乐高积木型的连锁泥砖，在

    尼日利亚做出手动离心机。在繁忙的学期中，他更参加了MIT救护车

    队，开发高CP值(性价比)的车内温控系统。

    在商学院的行动学习方案课程(Action Learning)中，他也担任

    斯隆的顾问团成员，进入肯尼亚奈洛比贫民窟的诊所面谈搜集资料，并在乡村建盖简易洗澡间。后来洗澡间造就了肯尼亚一间颇有名气的

    厕所公司Sanergy，是一个获得商业化经营的成功案例。书尧在MIT必

    须克服诸多研习挫折及挑战，这是一段让人感到奇特及艰辛的求学历

    程!

    而他攻读MIT博士学位并非一路顺遂，历经了指导教授的更替及研

    究主题的选择，身心承受了高度竞争的同侪压力和彷徨辛苦的逆境过

    程。他在章节里的真情叙述，读来令人心情也随之起伏，感同身受。

    书尧在研修艾米教授的D-Lab课程的过程中，多次到肯尼亚研究废弃物

    制炭的技术，开始把创新及创业结合，最终发展出博士论文的研究主

    题。历经了千辛万苦，他终于获得MIT博士学位，并赢得印度Tata集团

    的资助及合作，持续开发商用型的炭化反应炉。这个独步全球、衔接

    地气的技术，将能解决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能源需求及环保再生的迫切

    问题，未来可用及再生能源的发展必定潜力无穷。

    放诸天下，子女教育的成功，父母的态度与想法是一大关键。尤

    其我们在东方传统的文化影响下，让子女为了学业研究而去非洲及亚

    洲第三世界国家实习、受苦受难，其实是需要妥协及勇气的。书尧本

    人能坚持理想，不畏艰辛而甘之如饴，并且获得家庭成员的支持，实

    在令人敬佩激赏。

    书尧是个文质彬彬、知书达理的年轻人，有颗让人感受到无限热

    情、关怀社会的壮志雄心。他的海外求学生涯奠定了他坚忍不拔、刚

    毅求真的性格，这值得现代年轻人学习与效仿。仅在此祝福他现正勠

    力以赴的博士后志业——在加州柏克莱国家能源实验室(Lawrence

    Berkeley Laboratory)的Cyclotron Road计划——能为再生能源、生

    物燃料及化学合成等产业的发展做出贡献。衷心期待书尧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造福人群，成为未来的台湾

    之光!目录

    Contents

    推荐序一 走出自己的道路殷乃平

    推荐序二 令人动容的求学与创业故事郑涵睿

    推荐序三 相信自己是可行的蔡鎤铭

    推荐序四 看见MIT的精髓刘嚞睿

    推荐序五 坚持理想的标杆戴宏全

    前言 MIT百年经典名言——从消防栓中饮水

    PART 1 基础及探索

    第一章 没错!我属于MIT

    第二章 和实验室谈恋爱

    第三章 乌干达，我来了!

    第四章 D-Lab三部曲：发展、设计、创业

    第五章 和救护车队学领导

    第六章 简单设计不简单

    第七章 商业顾问初体验

    PART 2 危机及转型

    第八章 博士生“中年危机”

    第九章 木炭情缘

    第十章 挑战创业

    第十一章 脱胎换骨

    第十二章 豁然开朗

    第十三章 创业维艰

    第十四章 九输一赢的坚持

    PART 3 创业及论文

    第十五章 肯尼亚总裁拍板定案

    第十六章 砍掉，重练基本科学定律

    第十七章 放手转型

    第十八章 破解“鲁蛇”心态

    第十九章 火烧机器

    第二十章 登高必自卑

    第二十一章 IHTFP

    结语 全新的开始致谢前言

    MIT百年经典名言——从消防栓中饮

    水

    MIT有个传说，大约在三十年前，一群学生在期末考试期间做了恶

    作剧，把考场外面的饮水器连接到一个消防栓上。这个恶作剧的灵感

    来自更古老的MIT经典名言：“在MIT受教育，犹如从消防栓中饮

    水。”

    2009年9月，我在接受MIT的新生训练时，一位学长嘴角带着微

    笑，跟我们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这句名言。

    可能是初生牛犊不怕虎，那时我心中只觉得好奇：美国高等学府

    的教育，例如MIT，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刚进MIT时，以为“消防栓中饮水”这句话代表的是一种高压、填鸭式的工程教育，功课和考试都很多，学生每天都必须挑灯夜战。

    在大学念物理系时，我就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所以对此早就习以为

    常。资源丰富，多元体验

    但我从MIT研究所毕业时，发现研究生生活和之前的大学生活截然

    不同，并没有每天被逼着念书。然而“消防栓中饮水”这话代表的却

    是另一种涵义：MIT各种不同的资源实在太丰富了。MIT没有逼迫学生

    做什么，而是不管学生想学什么，MIT几乎都可以支援。我主修的生物

    工程系有将近六十位教授，有着五花八门的研究兴趣和领域。若在本

    科系没有找到感兴趣的研究，有些科系在适当的条件下，也会允许学

    生去该科系找研究导师。

    而在看待学生的研究上，大部分的教授都是鼓励学生探索自己的

    兴趣。有很多教授会带业界的合作伙伴来，和学生讨论一些让业界十

    分头痛的工程问题，看学生有没有兴趣作为论文研究。教授们和学生

    们发明新的解决方法之后，也常常会并肩创业，使其发明商业化。而

    我走的路比较不同，是在创业中找到一个值得作为我的博士研究的问

    题，MIT也尽可能在此过程中支持我。因此，我的研究从一开始便是一

    个业界实务和理论之间的对话。

    这种多元化及实务性并不限于所投入的研究项目，还包含研究以

    外的活动。例如今天若想尝试当管理顾问，便可和商学院的学生组

    队，实地帮助开业诊所扩展他们的业务；明天若想开救护车，可以报

    考MIT救护车队，还可亲自改进救护车上的设备；后天若想去非洲创

    业，MIT有钱赞助，可将所做的事情发表在刊物上。上述这些事情都是

    我的亲身经历。

    MIT以创新和理工闻名于世，因此很多人可能以为它成功的原因就

    是课堂上十分注重复杂的理论。但我发现这并非主因，从以上几个例

    子看来，我认为MIT教育的重点是鼓励学生将现实生活作为起点。与现实生活接轨

    在真实世界里，MIT的学生学会聆听各种不同的声音，常常在过程

    中发掘一些值得解决的问题。当学生发现真实世界的需求，并针对问

    题加以研发改善时，MIT的工程教育便具意义，因为工程的初衷就是为

    了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许多时候，学生处在与真实世界脱轨的情况

    下，他们凭着想象、投入无数心血后所设计出来的创新，最多也只是

    自己空欢喜一场，实质并未成功解决任何问题。

    然而，当学生针对一个真实问题做出工程设计时，做出来的不只

    是创新，更可能促进世界的进步与改变。因此这些年来，我就看到许

    多来自各国的学生，入学时只对某些方向有兴趣，但MIT凭借其强大资

    源，激发出他们潜在的创造力和潜能，教导他们如何领导自己和他人

    实现梦想，同时帮助解决世界上不同的危机及挑战。

    我也看到许多新生刚入学时，绝大部分没有创业兴趣或相关经

    验，但毕业时，至少有一大半以上的学生都尝试过或至少认真思考过

    创业，百年传承下来，已在美国和全球造就了三万多家公司，如英特

    尔 ( Intel ) 、 德 州 仪 器 ( Texas Instruments ) 、 基 因 泰 克

    (Genetech)、Dropbox等。根据最近的调查，由MIT所衍生出来的公

    司总盈余相当于全球第十大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提供四百六十万

    名员工就业机会)。(1)

    我认为这就是MIT教育的非凡之处。所谓“消防栓中饮水”，指的

    并不是MIT为学生提供了什么魔术配方，而是它重视且鼓励学生努力探

    索、创新与创业，始终如一地坚持这个理念，并竭力实践。

    可是，这种教育理念对学生有什么帮助呢？

    在20世纪，有些人受教育的目的是要得到足够的技能，以便将来

    找一份铁饭碗工作，稳稳当当过一生。到了21世纪，这样的工作依旧

    存在，但随着时代更迭，整个职场已出现重大变化，要谋得一份可以

    终老的职业愈来愈困难。现在，我们必须更积极地为自己的生涯做规

    划，为自己找到合适的机会。MIT这个“探索、创新、创业”三部曲，就是教会学生如何在真实

    世界中找到适合自己的机会，并提供解决方案，甚至创造出新的机

    会。要在现今这个多变的社会能闯出一片天，这无疑是最重要的生存

    技能了。全方位激发潜能

    我有办法证明以上所说的一切吗？

    我不是社会学家，也没有拿MIT与其他学校毕业生加以比较，所以

    本书的目的不是要以科学方法来证明MIT教育的特点。经历八年MIT博

    士教育洗礼，我想要借由本书分享我在MIT的发展和学习过程，让大家

    了解这所学校的文化及其独特的教育方式。

    刚入学MIT时，我只是个懵懂的纯理论科系学生，只会解方程式，没有任何实务工作经验，对创业及管理毫无兴趣，对工程设计也一无

    所知，不知道自己将来要做什么。但我心想，既然MIT录取了我，花个

    几年时间去念一个博士学位应该不会出错吧？!到我毕业时，我已经

    徒手打造了自己管理的实验室和测试仪器，在美国申请了三项发明的

    暂时专利，并在东非的肯尼亚帮忙创立、投资了两家公司。在此过程

    中我和各种不同的人打交道，从街头的拾荒者到政府高层的内阁秘书

    长，这是我当初入学时完全意想不到的一段人生旅程!

    刚进MIT时，除了欧美几国，我对于其他国家的发展几乎懵懂无

    知。然而MIT把我送到了非洲、印度等地去和当地机构往来，建立长久

    的合作关系。除了微积分和机械设计，我也学会了粗浅的史瓦希利文

    和印地语。

    刚进MIT时，我对自己十分没自信，除了知道自己是乖宝宝型的书

    呆子，就是认为自己是个不会交朋友、没有领导能力、做事优柔寡断

    的人。这或许与我早年在台湾接受的教育模式有关，我对于长者和教

    授都十分恭敬，认为他们有一切的答案，因此我只要遵从他们的建

    议、争取他们的赞同，那么凡事都能一帆风顺，也可以使自己登峰造

    极。但毕业时，我发现那个可以使我登峰造极的能力，其实一直存在

    我的内心深处，而MIT却通过不同的方法或渠道帮助我发掘它，把它从

    我心底深处激发出来，只是最后的成败得由自己承担。

    此外，刚进MIT时，我只是个二十出头的天真年轻人，怀有雄心壮

    志。我一直以为，尽量让自己在MIT的“消防栓”中畅饮不同的机会，让自己的人生五彩缤纷，便是达到成功的不二法门。可是我始终不了

    解的是，我如果不能制订明确的人生目标，只是一味地跟着这些机会

    随波逐流，那么数年下来，这些经验终究只是一场梦，对于自己的人

    生我仍十分茫然，也不见得快乐。从MIT毕业后，我发现从消防栓中喝

    水的秘诀不是胃容量要够大，也不是吞咽要够快，而是在浩大的水流

    中学会拒绝其中可能是一生只有一次的经验，只选择其中一小部分细

    细品尝，犹如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之。我发现，尽管这一瓢水再

    小，它仍包含了整个宇宙的美。而在追溯及揣摩它的过程中，我体验

    到的是宇宙中所有能体会到的经验。

    因此，本书不是一本传授如何考进MIT的教学手册，也不是专门介

    绍MIT课程及研究方案的指南，而是一篇篇记录我在MIT的博士生涯以

    对照美国高等教育的经验。前半段探索MIT如何提供学生多元化的资

    源、机会和人脉，在传授学术理论教育的同时，也给予学生充分的机

    会从现实生活中累积实践经验，在错误中学习；后半段讨论MIT如何运

    用这些资源，让我借由不同的错误及危机来激发自己的潜力，从而发

    现、了解自己的使命，并且在现实生活中实践这个使命，打造目前所

    拥有的事业。

    这本书讲的是我在MIT的故事，而它说的也正是MIT的灵魂。

    (1)?参见http:web.mit.eduinnovateentrepreneurship2015.pdf。PART 1

    基础及探索第一章

    没错!我属于MIT

    MIT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它有一点丑!大部分的旅行团是搭豪华巴

    士在MIT正门口下车，让游客拍照，他们的第一眼是MIT宏伟壮观的前

    门。但我不是。

    我是个穷光蛋博士研究生，一个月的薪资(2009年9月)是两千四

    百多美元(约合人民币一万六千元)。虽然看起来不少，但光是宿舍

    房租就占了我税后薪水一半左右，膳食等生活费又占了约四分之一，唯一的好处是不用自己付学费。心中的质疑

    2009年9月，我从机场拖着行李来到MIT，坐的不是豪华巴士或出

    租车，而是地铁，下车站是肯德尔广场(Kendall Square)。从地铁

    出来，首先映入眼帘的MIT校景不是它的正面，而是它的后背。

    如今，在我毕业后的2017年，肯德尔广场已经大幅翻新，但在八

    年前，广场旁边大多是生物实验室，我就读的生物工程系也坐落其

    中。一栋栋六七层高的大楼，屋顶上方矗立着一丛丛实验室通风柜的

    烟囱。虽然看起来满新的，但格子状的建筑完全激不起我的兴奋感，外观看起来和别的办公大楼毫无差别，也没有什么MIT的特殊标志。一

    开始我还以为下错了地铁站，心想难道这就是我未来几年的家吗？

    走了一阵子，史塔特(Stata)研究中心迎面而立。这是一栋十分

    古怪的建筑物，用红砖及铁皮所搭建成的九层双塔，仿佛被巨大机器

    人的怪手挤压得歪歪扭扭。楼内有弯曲的走道和办公室，即便我后来

    在MIT生活了八年之久，若要到一楼以上的办公室和别人碰面，有时仍

    会迷路。2009年初秋，站在阳光灿烂的蓝天之下，铁皮反射的阳光使

    我无法直视眼前的建筑物，但我仍可感受到它不受拘束的独特风格。

    它的复杂程度，就如里面的工程师所设计的复杂反应炉或机器

    人，我看了好几分钟，却总是看不懂它。忽然，我心中冒出了一个疑

    问：我来MIT的选择是对的吗？工程对我来说会不会太复杂了？

    在此之前，我从未有过这样的疑问。当初我拿到MIT生物工程系博

    士班的录取函时，只觉得兴奋无比，家人朋友也和我一样雀跃。整个

    暑假我都在搜寻有关这间学府的资料，非常期待入学。可是当这一刻

    真的来临时，我反而感到有些迟疑。我大学念的是物理系，对于工程

    的接触少之又少，为什么会异想天开来申请MIT读工程呢？

    说实话，我对于工程没有太多了解，若问我当时为什么要攻读博

    士学位，恐怕我连这个问题也给不出一个确切理由。我可能会说，是

    因为大学的朋友都申请博士班，或因为我觉得工程对以后的生涯规划

    而言可能很实用。不过事后看来，真正的原因其实是我当时不愿意承认的事实：害怕改变。我大学毕业后不敢到现实世界闯闯看，因此试

    图延续已熟悉的学生生活，才会懵懵懂懂进入MIT博士班。

    就在质疑自己的同时，我的脑中也出现另一种声音：我是来这里

    学习工程的。所有我不会的，都有世界顶尖的专家可以教我。怕什

    么？顿时，我又恢复了原本的好奇心。找到偶像

    我上第一堂新生训练课，是在六楼的一间教室，从教室窗户往外

    看，正好就是史塔特研究中心。那天早上离九点还有十分钟，我是第

    一个来到那间空荡荡教室的学生。等了好一会儿，到了九点零一分还

    不见其他人来。我开始有点焦急，担心自己是不是第一堂课就走错教

    室。

    这时进来一位亚裔人，我跟他点点头打招呼，他随即选择坐在我

    旁边。

    “你是生物工程系的新生吗？”他问我。

    “没错!我叫凯文(Kevin)。”我说。

    “我叫查理(Charlie)。我也是新生。”他说。

    我和他聊了几分钟，发现他是新加坡人。

    这时，学生陆续进来了。原来MIT有个五分钟迟到的定律：九点的

    课，实际上是九点零五分才开始。果然，九点零五分整，一位老教授

    带着微笑走进来。短暂致词后，其他学长也来主持他们的新生训练活

    动。

    新生训练活动说明了博士班学生的必修课和日常生活，最令人难

    忘的是一位刚毕业校友彼得(Peter)的致词。他描述生物工程系的博

    士生生活对他学术生涯的影响。他的博士论文课题是研发新的显微镜

    技术，其成果在著名的《自然》(Nature)及《科学》(Science)期

    刊先后发表，也在各报纸刊出，他获邀到世界各地发表成果。毕业

    后，目前在哈佛医学院做博士后研究，未来将申请教授职位。

    我听了彼得的故事，非常崇拜他，迫不及待去搜寻他的网站。虽

    然我刚来到生物工程系，没有确切的生涯目标，但当我听了彼得的演

    讲后发现，我未来几年的目标就是要像他一样做出惊人的研究成果，不仅可以成名、周游各国，还能在名校找到稳定的终生教授职位。无限长廊，预见无限机会

    新生训练活动后，我已经结交了几个新朋友。由于我们还没参观

    过校园，一位学长带领我们去参观。我们下到一楼，沿着一条似乎没

    有尽头的室内长廊走了好久。

    “这就是MIT有名的无限长廊了。”学长说，“从这长廊不用走出

    户外，就可以走到主校园内不同的大楼。在冬天暴风雪来临时，你会

    很感激它的存在!”

    无限长廊上平日川流不息的都是成群的学生，他们叽叽喳喳地讨

    论着功课，或是研究进展，或是最新的电影。长廊两旁贴满了海报，象征MIT可以供应给我无限的机会。我试图浏览它们的内容。

    “加入MIT乐团!试奏下周二开始。”这个看起来蛮有趣的。我爱

    弹琴也吹长笛。

    “你想学会击退你的敌人吗？跆拳道俱乐部每周一三五晚。”我

    把时间记下了。我来MIT确实需要运动，可以考虑跆拳道。

    “有任何想拯救世界的主意吗？申请MIT全球挑战竞赛。”抱歉，我还没有主意。

    “你想赢得十万美元吗？”另一张海报写道。我当然想!“MIT创

    业竞赛十月开始接受报名。”这对我来说也太难了。

    这时，前面桌上摆了两大盘意大利面及一大盘色拉。旁边有六七

    个学生争先恐后地去盛装食物。

    “你看到的这个叫作免费食物。”学长一脸严肃地说，“MIT有许

    多学生都靠它来填饱肚子。如果你有多余的食物怕浪费，不用担心，把它拿到这里，保证五分钟一扫而空。”

    “MIT不同活动的剩食，可以养活多少人啊？”我随意一问。“我们可以先从系上一周会举办多少个演讲计算，再看看有哪些

    演讲会提供免费食物。然后我们可以估算一个代表性的活动会剩下多

    少公斤的食物……”有位同学已经开始想办法计算。

    “你不用那么认真，我只是好奇问问而已。”我插嘴道。

    “你要是在MIT开口问这类问题，”学长对我说，“就得面对这种

    状态。”MIT泡沫

    我们走出了无限长廊，绕到查尔斯河(Charles River)。“河对

    面的高楼就是波士顿市了。”学长说，“我们这里是剑桥市

    (Cambridge)。虽然波士顿近在咫尺，但我大概每三四个月才会过河

    到对岸去。MIT这里的活动太多了，忙到我懒得过河。它们就像一个个

    大泡泡把我们与世界隔离。”

    “我觉得MIT比较像黑洞。”另一位学长用黑色幽默口吻说，“很

    多人一进来，就永远出不去了。”

    我边听边暗自揣想着：自己会在这里待多久？

    生物工程系的博士班平均研究年限是五年半。大部分新生都是大

    学毕业后直接入学，不需要先拿到硕士文凭。因此头两年有很多时间

    花在硕士的必修课程上，也必须帮教授教一堂大学课程。第一年有一

    个笔试，到了第三年则有一个口试。

    上完前两年的必修课之后，博士生会在实验室做全职研究。除了

    论文的指导教授，每个博士生还会搭配一个三到四人的论文委员会。

    博士生每隔一年左右会和论文委员会成员齐聚讨论研究进展，进行三

    四次后，委员会可以从论文进度决定学生能否毕业。

    当然，也有学生只花短短三年就顺利毕业，但也有几位是十年级

    的博士生。而我会落在这常态分布的哪个位置呢？

    随后，学长带我们来到查尔斯河边，看到了MIT历史悠久的地标性

    建筑——麦克劳伦大圆顶(Maclaurin Building and Great Dome)。

    这栋白色古典风格建筑有十根高耸的圆柱牢牢地支撑着MIT白色圆顶地

    标，展现了对称、保守之美，和史塔特研究中心截然不同。麦克劳伦

    大圆顶似乎象征着工程与创新都必须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之上；映衬着

    清晨的阳光和蔚蓝的天空，这栋白色建筑物犹如从草地拔升而起，非

    常庄严而壮观。

    “欢迎!”学长说，“你们属于MIT。”“没错!”我心里附和着。无论未来多么艰难或未知，我已经做

    了决定，不能反悔了。现在，我可以很光荣骄傲地说：“我属于

    MIT!”

    校园放大镜

    免费食物

    我尚未来到MIT时，已经在为波士顿的衣食住行烦恼。因为我没有

    车，不知道附近有没有超市。在课业忙碌之余，三餐要如何自理？所

    以在去MIT前的暑假，我还特地在台湾学习煮一些容易上手的简单菜

    色。爸妈也把一个大同电锅放进我的行李箱里。

    到MIT之后我很快就发现，其实当地超市和餐厅很多，根本不会挨

    饿。而在MIT校园里，还有一种很独特的“免费食物”文化。

    剩食不怕没有人要

    不同的系所每天都会举办五花八门的讲座或会议，这些活动十之

    八九都会有免费食物供应。例如我读的生物工程系，一开始的每周

    二、四会请教授们来和一年级新生说明实验室的研究，每次都准备了

    不同的食物，例如比萨、饼干、墨西哥薄饼、地中海点心、印度料

    理……有时吃不完，就放回办公室的冰箱里，第二天还可以当午餐

    吃。

    MIT有学生为此写了个程序，在每个系的网站上自动搜寻有免费食

    物的活动，每周整理贴文公布在一个网站上。MIT有三个电子邮件群

    组，包括“资源回收”(reuse)、“免费食物”(freefood)和“秃

    鹰”(vultures)，当活动结束后剩下很多食物时，只要把地点发送

    到这三个群组，保证食物十分钟之内一扫而空。甚至有学生一整年的三餐全靠免费食物供应，还开了一个博客把

    他的维生之道详细记录下来。

    我有个朋友在MIT媒体实验室(Media Lab)工作，对于这个免费

    食物的文化很感兴趣，因此在他们实验室的公共厨房装了一台摄影

    机。每当有人把免费食物摆到公共厨房之后，她会去监测食物被一抢

    而空的情景，并予以计时(关于MIT媒体实验室对于免费食物的记

    录)。

    她的研究结果发现，最快消失的食物是饼干和比萨之类，也就是

    可以用手拿起来直接吃的食物。水果(例如葡萄、草莓等)也十分热

    门。若是汤汤水水之类的食物，附近必须摆有盘子或杯子等容器(但

    也有人会自行携带餐盒)；如果没有容器，有人灵机一动，干脆把铝

    箔纸折成容器来盛装。而最不受欢迎的食物(最慢消失的)，则是贝

    类、干果或生菜色拉这类食物。

    在MIT，不用担心浪费食物

    我到MIT的第一年担任学生宿舍舍监，负责承办活动。有一次举办

    了一个盛大的烤肉活动，但因为天气不好，来参加的人不多，最后剩

    下几百个正在退冰的肉饼。

    我不想浪费食物，于是发出紧急e-mail，向“资源回收”“免费

    食物”及“秃鹰”组求救，说我们宿舍有上百个在退冰的肉饼。

    不到十分钟，就有一堆人回信。我邀了最先回信的人过来。她拿

    了两个大垃圾袋，把上百个肉饼全搬走了。虽然她也带走了很多面

    包，但仍剩下上百个。本来我打算丢掉，但直觉决定再等几天，至少

    面包比较不会像肉饼那样容易腐坏。

    过了几天，那个人回信给我说：“谢谢你们的肉饼!这两天我们

    宿舍的十几个学生，每天三餐都吃得饱饱的。”

    “不客气，”我感到有些不可思议，回信说，“很高兴食物没有

    浪费掉。”“你们还有面包吗？”她继续问。

    我说还有。结果她又和朋友拿了大垃圾袋把剩余的所有面包都扛

    走了。

    “这些我们可以抹上花生酱和果酱来吃。”她说。

    “等到面包风干变硬之后，”她的朋友说，“还可以当作烤面包

    块掺在色拉里面一起吃。”

    可以说，在MIT不用担心会浪费食物。第二章

    和实验室谈恋爱

    “找实验室以及指导教授的过程，就像是和不同的实验室谈恋

    爱，你必须有一点技巧。”学长这样告诉我们，“你不一定第一次就

    谈成，因此得有一些候补名单。有时候，你喜欢的实验室刚好没钱资

    助你或是已额满，你必须多次尝试。如果某个实验室否决了你，不要

    认为是自己的失败。祝你们好运!”

    当时我刚进入MIT生物工程系，和其他新生一样，正在找实验室及

    指导教授做博士论文。说实在的，比起功课或考试，选择指导教授是

    最让人焦虑的事。在生物工程系的学生休闲室里，墙上挂着一面白

    板，上面写了所有新生的名字。只要有新生和指导教授谈定了，新生

    名字旁边就会写上教授的名字。

    随着时间流逝，还没写上教授名字的新生则愈来愈恐慌。选错实验室，要分手很难

    因为一开学课业繁忙，我入学后等了一个多月才开始找实验室。

    我以前做过组织工程学(tissue engineering)的研究，感觉对

    这领域已经有一点经验了，可以用博士研究来更加深入。于是我在MIT

    的网站找到一些和这方面有关的教授，写电子邮件给他们，约定见面

    时间来细谈研究方向。

    可能是我写信时机已晚，很多教授都没回信，一些则表示没兴趣

    或是没资金。后来，有位教授在看了我的履历后，邀我到他的实验

    室，请我针对先前做的研究做半小时简报。

    “你这个荧光染料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一位博士后研究

    生在我讲毕之后，马上质疑我。

    教授接着问：“你追踪细胞的实验环境设计看起来十分牵强，不

    知道这对转译医学(translational medicine)有什么基础性的贡

    献？”我连“转译医学”是什么都不是很清楚，只好随便乱答一番。

    接下来的一连串问题也问得我不停冒冷汗，让我觉得之前所做的

    研究恐怕引不起这个实验室的共鸣。这个实验室在看了我的履历也听

    了我的演讲后，似乎对我不感兴趣。

    事后，教授来信说他的实验室近期没有这方面的研究资金可以录

    取我，但是如果我能申请到外部奖学金，可以再和他谈谈。虽然他还

    留着半敞开的门，但要我自己带钱进来，对我而言，这间实验室的门

    无异于已经关上了。

    最后，有三位教授和我还算“情投意合”。

    “这三位教授，我要怎么决定呢？”我问学长。

    “你考虑的不该只有指导教授或是你的研究兴趣。你必须考虑到

    整个实验室的文化。”学长说，“你和实验室谈完恋爱后就要立刻结婚。这段婚姻起码长达五六年，想要离婚可说是非常困难的。”

    我听了直冒冷汗。那时我还是个单身汉，对这些一点心得都没

    有。怎么第一次就要叫我和实验室玩真的？

    为了做出决定，我又到这些教授的实验室和他们的学生详谈一

    番。最后，我发现：

    ·我对A教授的实验颇感兴趣，可是他的学生都叫苦连天，说压力

    很大。

    ·B教授的实验让我非常兴奋，但他是新来的教授，实验室也才刚

    成立不久，一个学生都没有。

    ·C教授的实验则让我感觉还可以。他已经有终生职位，实验室很

    大，约有二三十个学生，……看起来都蛮容易相处。

    比较后，A教授马上就出局了。现在，我得在B教授和C教授之间做

    出艰难的抉择。B教授的实验方向让我大受鼓舞，但他的学术生涯和成

    就是一面空白的白板，我如果在他之下工作，得先帮他架设好实验

    室，才能做自己的研究。而我也不知道他的研究会不会得到外界的青

    睐。如果他在四五年间都没拿到终生职位而必须离开MIT，我岂不是惨

    哉？

    另外，我也研究了B、C两位教授发表在期刊上的论文和数量。我

    发现C教授在《自然》及《科学》这些出名的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比B教

    授多，虽然我对C教授的研究不像我对B教授那般热衷，可是如果我希

    望像我的偶像彼得一样成名，与C教授共事可能更容易达成所愿。况

    且，C教授的实验室一切都已经架设好了，我只需要好好听他指点，大

    概就可以做出好的研究了。

    最后，我选了C教授。在名誉和热情之间，我选择了名誉；在冒险

    和稳定之间，我选择了稳定。

    这是我在MIT所做的第一个重要选择。往后几年，甚至到现在，我

    仍常想：如果当初选择了B教授，我在MIT的故事会是什么样子？哪些

    事情会改变？哪些事情不变？甚至会不会出现这本书？既然我没有选择走这条路，如今再去多想也没有太大意义。然而

    往后几年发生的事，让我只能感叹世事无常：有些我以为会发生的

    事，从来没发生过；反而是我完全始料未及的事却发生了。当初看似

    稳定的实验室，过了几年后也可能变得动荡不安。实验也会闹脾气，怎么办？

    加入新老板的实验室之后，一开始我是和一位三年级博士生实

    习，她教我如何培养细胞、加入荧光染料及使用显微镜等。

    我的老板是荷兰人，和我一样是物理科班出身。自从来到美国做

    博士后研究，他就一直待下来，兴趣也慢慢转为生物工程。2009年，实验室的研究主题是细胞的生长和行为。几年前，他和一位博士后研

    究生研发出一种荧光染料，用原位杂交的方式可以看见细胞里不

    同“信使”核糖核酸(mRNA)的分布及数量：每个mRNA分子在显微镜

    下，就是一个如星星般的亮点。之后几年，很多博士生把这个荧光染

    料技术应用在不同的生物系统上，我则是应用到老鼠模型，观察老鼠

    的大肠细胞，研究大肠癌的初始情形。

    这是一个生物实验室，为了拍摄并分析荧光染料在细胞里的分布

    情况，显微镜是不可缺少的仪器。实验室有五台显微镜，正好用五

    个“忍者神龟”的名字给每台取名。因为有二十几个学生排队等着

    用，因此大家在实验室里常常会为了使用权而讨价还价。

    “我本来是预约拉斐尔的，”某同事说，“可是它坏了。你愿意

    把你周三的莱奥纳多和我周二的多纳泰罗交换吗？”

    “我不喜欢多纳泰罗，但我愿意换你周六的米开朗基罗。”

    每个人对“忍者神龟”都有不同的偏好。而我做了一段时间的实

    验，有了心得之后，我确定最喜欢的是莱奥纳多，通过莱奥纳多，我

    培养的细胞影像似乎显得格外清晰。可是，别人不见得同意。

    这究竟是迷信还是科学上的不同，我现在无从考究。我发现，生

    物学的很多实验多少会有一些“黑箱作业”，这不仅限于显微镜的偏

    好，也发生在其他实验现象上。例如，一批原本很成功的实验有时会

    突然不灵了，花上一两个月去确认仍找不出原因。但忽然间，相同的

    实验又无预期地马上灵光了。这究竟是细胞的问题、化学药品的问

    题、恒温箱的问题、荧光染料的问题、显微镜的问题，还是天气的问

    题，常常无人能解答。“这样实验一下灵、一下不灵，我要怎么做好科学研究啊？”我

    问学长。

    “实验灵光时得赶快搜集数据，因为谁也无法预测什么时候实验

    又会突然不灵了。”学长耸耸肩说，“但是随着实验经验的累积，以

    后再出现不灵的时候，你也会多一些直觉，判断出大概是什么原因造

    成的。”

    所以要成为一流的实验家，“直觉”是很重要的；正确的直觉可

    以省下很多徒劳无功的实验或测试。

    第一年我因为忙着上必修课，真正花在实验室的时间并不多，大

    概每周十个小时，进度也有限。后来，我的研究工作渐渐安定下来，在实验室有了自己的办公桌，也有了自己的研究项目。到了第二年，我逐渐增加在实验室工作的时间。实验室成了我的第二个家。

    以前，我常常在脑海中想象着，MIT的所有顶尖研究都是在一尘不

    染的高科技实验室里进行的，就像科幻电影里的一样。我初来乍到

    MIT，第一眼看到的是平凡无奇而且有点丑的建筑物，进入实验室后，发现这里的景观也同样平凡无奇。但习惯之后，在实验室里工作便成

    了我的日常生活之一，我必须承认，日复一日的实验工作有时是很枯

    燥乏味的。但每当想起彼得，我就会鞭策自己，只有更加努力，才可

    能做出驰名国际的成果。

    有时候，我对能在MIT做研究就感到无比骄傲。例如，早上第一个

    进到实验室时，看着我和同事那熟悉又凌乱的实验桌台，突然有些无

    法置信：在这里，就在这个看似平凡的实验室，我是一位MIT博士生，做着世界非凡的研究!虚惊一场，考“四十七分”高分

    在MIT，第一年的研究生除了找实验室，每学期还要上三四门课

    程。生物实验系有三堂必修课及四堂选修课；三堂必修课中，一堂是

    教我们如何建构程序模拟，一堂是注重不同生物工程的实验技术，另

    一堂则是工程式的分析。除此之外，我也选修了系统生物、生物物

    理、生物材料及人类病理学。

    MIT的工程教育是出名的难。班上通常有十分之一的学生是天才

    型，很快就完成功课和考试。剩下的学生大略分成两半：一半是花很

    多时间做功课及勉强跟上进度的，另一半则是花了很多时间却成效有

    限的。由于我在大学学的是物理，并没有很多生物方面的经验，我对

    于模拟及工程分析还能跟上进度，但要我硬背从没用过的生物实验技

    术，并灵活地运用于不同情况，这让我痛苦得很。

    记得有一堂课，授课的是一位面容可亲的老教授。大考时，教授

    允许我们携带小抄，而且不限数量，也可以看课本。翻开考卷时，发

    现只有四题。每题看似寻常，却都有稀奇古怪之处。每一题才刚开始

    解，便绝望地卡住了，如此周而复始，让我直冒冷汗。一小时很快就

    过去，最后只成功解了半题。交卷后，看看四周都是惊慌失措的表

    情，似乎大家都和我一样，大部分的题目都解不出来，课本及小抄几

    乎派不上用场。

    那天晚上我一直做噩梦，梦到在那面容可亲的教授面前，我一直

    发呆盯着那张空白的考卷，愈盯愈觉得自己好蠢。最后成绩出来，有

    位天才获得满分，但全班的平均分数是三十分，而我得到四十七分。

    幸好，最后的成绩会以班上的平均值为基准往上加，因此拿满分并不

    重要，只要比平均值高就可以了。

    第一年就这样在高压中过去了。5月底，生物工程系要为我们一年

    级生举行博士资格考试。这是融合三堂必修课学来的知识，要我们应

    用到真正的研究题目上。我和同学花了三个星期准备。为了应付考

    试，我彻底从实验室消失了三个星期。经过一整天漫长考试的疲劳轰炸，最后十七位一年级生都过关

    了。我们在MIT的第一年，就在研究、上课和考试中飞快地过去了。取之不竭的MIT资源

    在边做研究边上课的第一年博士生生活中，我体会到了MIT“从消

    防栓中饮水”的教育真谛，其意义是MIT的资源非常多，不论是对工程

    或非工程题目感兴趣，在这里你几乎都有继续探索深造的机会。

    举例来说，有位学长对金融感兴趣，因此在获得生物工程系的核

    准后去进修了几堂商学院的课程，当他从生物工程拿到博士学位时，也拿到了副修商学院课程的认证。还有一位物理学博士生同学很喜欢

    音乐，会拉大提琴，闲暇时参加了MIT交响乐团，后来还进修作曲，写

    了一首名叫《薛定谔的猫》(Schr?dinger's Cat)的曲子在乐团中演

    出。

    “你从来不会想到要来MIT进修音乐，”他曾跟我这样说，“可是

    我发现，MIT音乐系的教育质量不会比其他音乐学院来得差。”

    当然，很多博士生一到MIT便有很明确的目标，知道自己的使命以

    及想研究的主题，因此不会受到任何业余活动的左右，只在实验室专

    注于自己的研究，四五年后很快就顺利毕业。我很佩服他们的效率。

    不过，也有很多博士生刚进MIT时仍懵懵懂懂，因为只是一个二十岁出

    头的年轻人，还不是很清楚自己真正的兴趣与志向。

    但这也没关系，因为“MIT消防栓”中的水可以充分浇灌这些人心

    中理想的种子。举例来说，我读的生物工程系并未规定一定要有指导

    教授，而是鼓励学生在一个学期内，在不同的实验室探索之后再做出

    选择。而MIT非工程系的课程或活动，例如商学院以及政策(policy)

    方面的学生社团等等，有时也鼓励工程系学生来进修或参与。

    以我自己为例，我虽然很喜欢我的实验室，但直觉上觉得自己在

    实验室之外还有别的可能性。尽管那时并不清楚这些可能性是什么，但总想利用课余时间去探索。接下来几章，我将说说我在MIT实验室外

    的探索，以及慢慢找到使命的过程。第三章

    乌干达，我来了!

    “你绝对会后悔的!”前来送行的爸爸如此对我说。我背着沉重

    的背包，一手拉着鼓鼓的行李箱，独自一人从桃园机场前往香港、迪

    拜及埃塞俄比亚转机，前往非洲的乌干达。这是我第一次到发展中国

    家当义工。

    “好啦!手机一定要开，随时小心。多拍些相片给我们看。”妈

    妈说。

    两人都不解，我好端端地在MIT读了一学期，怎么就跑去非洲？参加无国界工程师协会

    第一学期上课、找实验室期间，我加入了美国无国界工程师协会

    的MIT分会。这是一个义工性质的人道组织，让学生利用寒暑假在许多

    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如非洲、印度、中南美等)，和当地伙伴进行一

    些工程援助项目，例如安装太阳能板、建盖学校、设计雨水储水系统

    等等。MIT分会有一个在乌干达的案子，帮助一个村落推广简单的滤水

    科技。

    我很喜欢旅游，但从未去过发展中国家，刚进入协会时便想：若

    这个案子有意思，我可以在寒假(2010年1月)去乌干达帮忙。当时还

    天真地以为可以顺便免费玩一玩。

    我大学念的是物理，对于工程及设计可以说一点概念也没有。

    “你不需要有任何工程经验。只要愿意学，我们都可以教。”面

    试我的协会人事处长这么说。

    于是，我就这样懵懵懂懂地加入义工队伍，也承诺会帮他们研究

    各种不同的滤水科技；这个村落的饮用水都取自附近的水池，里面细

    菌很多，常常会造成痢疾等疾病，因此我们要想办法改善饮用水质

    量。

    在美国，很多人都是直接饮用从水龙头出来的水，但台湾地区喝

    的水都是用净水器过滤的，我好奇地想：这种科技难道不能用吗？

    “以前我在家常用一种净水器。一个约一百美元，使用起来非常

    简单，不知能不能带去乌干达给当地人用？”我问。

    “你知道乌干达乡下家庭的平均收入是多少吗？”一位去过乌干

    达的协会员工问我。

    “不知道。我猜每个月大概五百美元吧!”我胡乱猜测。“不对，一天薪资大约一美元。一百美元的滤水器对你来说不算

    贵，却是当地人三个多月的薪资!”

    我马上发现自己天真的想法是行不通的。

    “况且，”另一个人继续说，“净水器滤芯每两三个月就得更

    换。在乌干达找不到这种滤芯的话该怎么办？”

    这也是我没想过的问题。我本来想说“用空运”，但我打算暂时

    先闭上嘴，回去先好好做功课。携带简易滤水技术出发

    我发现，很多人在发展中国家做工程时都会采用一种称为“适用

    技术”(appropriate technology)的观念，因为很多尖端的技术在

    乌干达等地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价格太高、太大型化、坏了难以修理

    以及操作复杂。“适用技术”是一种低价、小规模、本地人可以维修

    及操作的科技，一旦没有外来援助和技术人员，当地人还是可以一直

    使用。台湾地区用的净水器就不是一种适用于乌干达乡下的技术。

    我上网搜寻后，发现了两个我较喜欢的适用技术可以用来滤水或

    杀菌：一个是沙滤器(biosand filter)，另一个是用太阳能炉

    (solar cooker)来消毒饮用水。两种方法不仅简单、价廉(约二十

    美元)，也不必时常购买、更换消耗品。

    我把我的搜寻结果告知无国界工程师协会。大家听了之后也颇为

    赞同。

    “如果这些科技真的那么简单，我们应该可以在当地举办一个课

    程，教当地人自己制作滤水器。”有人说。

    “我们可以以学生为目标，在当地的中小学教他们如何使

    用。”另一人说，“如此一来，他们就可以作为滤水大使，把科技传

    授给村里的大人。”

    我从来没有教学或带小孩的经验，听到他们这样说，心里感到有

    些忐忑不安。但是比起对教学的害怕，我想去乌干达的欲望更为强

    烈，于是硬着头皮开始和MIT另一位学生大卫(David)设计教学大纲

    及材料；大卫是英国人，在MIT攻读土木工程博士学位。

    现在我有了去非洲的理由，下一步则是要筹措资金支持我去非

    洲。2010年1月去乌干达的来回机票，加上停留当地期间(四周)的衣

    食住行费用，总计约需四千美元。这笔钱差不多是博士研究生整整两

    个月的薪水，我根本负担不起。后来，朋友跟我推荐了MIT的“公共服务中心”(Priscilla King

    Gray Public Service Center)，他们每学期都会拨款资助学生去世

    界各地做义工及服务。10月，我递出一份十页计划书，并和工作人员

    爱丽森·海德(Alison Hynd)面谈了半小时。11月中，我接到好消

    息，说我的计划案入选了!

    现在我有了钱，也有完整计划，在我和乌干达之间没有任何障

    碍，整个人兴奋得有些晕乎乎，但也觉得忐忑：会不会不安全？会不

    会生病？非洲是沙漠，我们的饮食该怎么安排？

    虽然我有些不安，但是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接下来，我去校医

    那里打了几种预防当地传染病的必要疫苗，也开始订购长途机票。

    出发前夕，我们和当地合作伙伴联络，才惊觉乌干达的学校一月

    份正在放假，我们原先计划的课程很可能会落得没有学生来听的窘

    境。

    怎么办？我们事先万万没料到会发生这样的意外!出发前一周，大家召开紧急会议。我也去公共服务中心找爱丽森，问问她的意见。

    “既然你们都准备好了课程内容，为什么不直接教大人呢？”爱

    丽森说。她的建议也在会议上获得大家的同意。于是，大卫和我临时

    把教学内容改成适合大人的教材。

    12月底，我先回台湾休息了几天，再搭飞机到乌干达首都坎帕拉

    市(Kampala)。

    第一个晚上，我睡得战战兢兢；我听说乌干达的疟蚊很可怕，万

    一被蚊子咬，会立即发高烧。虽然已经吃了防疟疾的药，也睡在蚊帐

    里面，还是担心不已。

    第二天，我和大卫会合。我们要去市中心，因为拦错车，马上就

    被敲竹杠。接着，我们俩就和其他人一起坐了五个小时的野鸡车到公

    路边一个不起眼的小镇。而和我们合作的诊所就位于这个大约只有一

    千人的小镇上。当天诊所煮了一顿丰盛的大餐欢迎我们，当晚我们就

    睡在诊所的员工宿舍通铺里。我心里也微微松了一口气，心想：已经

    顺利在乌干达过了两天，我还活着!非洲不只是沙漠

    我在台湾和父母同住，我们对于非洲一直有种根深蒂固的刻板印

    象：在高温炎热动辄高达四五十度、无边无际的撒哈拉沙漠中，住着

    很多贫穷的儿童，长年在饥荒下生活。可能是受了媒体的渲染和洗

    脑，每次看到基金会要募款去非洲，我脑子里想到的都是“饥饿三

    十”里骨瘦如柴的儿童，靠人道机构空运去的食物生存。因此当我的

    父母听到我要去乌干达时，无法理解我为何要去那种“鸟不生蛋”的

    地方。

    到了乌干达，我立刻发现，这是一个自然环境优美的国度。虽然

    位于赤道上，但是首都坎帕拉与我们工作的地方都是坐落在有一定海

    拔高度的高地上，因此白天的气候干燥而舒适，晚上则是凉爽宜人。

    整个地方绿意盎然，生机蓬勃。

    我们寄宿的诊所是美国一家非营利组织兴建的。诊所的电力供应

    完全来自装设在屋顶上的太阳能板，只要是晴天而且电池没坏，日落

    后可以供应三四个小时的电力及网络。诊所后面有一间员工宿舍和一

    间厨房，平常为约六位长期员工提供吃住。厨房用木柴或木炭煮饭烧

    菜。诊所边缘有两个茅坑式厕所。

    诊所没有自来水。大部分的用水来自五百米外山坡下的一个水

    井。员工(包括大卫和我)每天数次轮流拿着塑胶桶去汲水。装满水

    的桶重约二十公斤，一手各提一个走上坡路回到诊所，一开始很吃不

    消。由于取水实在太辛苦了，我们尽可能节约用水，因此大家每隔两

    三天才洗一次澡。

    只要下雨，诊所的人便把瓶瓶罐罐全拿出来，放在屋檐旁边盛雨

    水。看起来好像这里的“用水”问题很严重，但实际因为诊所位于全

    村离水源最近的地方，对我们来说，这个问题相较之下还算是最简单

    的。

    我们所住的村子有很多小孩，每天必须扛着沉重的水桶，赤脚走

    数千米的路。在这里，家庭主妇往往因为种田无法离开，就由小孩去提水，大多数的孩子因此而辍学。启动滤水器计划

    抵达诊所后隔天，我们在当地翻译的带领下和村长碰面。前半段

    会晤都是翻译人员和村长用卢干达语聊天，大卫和我都听不懂。忽然

    村长转过身来，用英文对我们说：“欢迎!”

    我们准备了小礼物送给他。他则拿出他的访客簿给我们签名。

    “我们的村落很穷，”他说，“我们有七个水井汲水机，但有五

    个坏了。你们可以帮我们修好吗？”

    我们跟他解释，这次来的主要目的是考察滤水器的适用性。但

    是，我们也很乐意帮他们看看这些汲水机。

    “可是，”大卫说，“修好汲水机后，当地必须要有一个管理汲

    水机的委员会来定时维护，要不然很快又会坏了。”

    “那很好。”村长说，“我们非常愿意提供资源来协助。不过你

    们看，我们真的很穷，很穷!”

    大卫是土木工程系学生，对于修理水井和汲水机有一些了解。因

    此我们回去讨论后，决定让大卫去诊断汲水机的问题并且修理，而我

    则继续原来的滤水科技计划。所以，我去了最近的三十千米外的小城

    市买了一些材料，试着动手制造滤水设备。

    于是，我们把诊所后院变成一个小型工厂及实验室。我试着用当

    地能买到的材料来组装测试滤水器，而大卫把坏掉的汲水机拆开后更

    换零件。此外，我们也采集了不同水源的样本来做简单的水质测试。

    为了更加了解当地家庭用水行为，我们雇了一位翻译，造访了十

    个家庭，并做了面谈。每次我们进屋时，每个家庭都会煮水沏茶请我

    们喝。我们便趁喝水聊天时和他们聊聊煮水的方法。他们都是烧木柴

    来煮水。我们也发现，很多家庭主妇每天会花上数小时寻找可用木

    柴。我们提起了滤水器，他们感到很好奇，想看看我们的展示。“我们还在建造测试中，”我们对这些家庭说，“测试完毕会举

    行展示会，你们可以来看看。”

    我们当时以为，家家户户都是用木柴烧水以达到杀菌目的，因

    此，如果滤水器研发成功，将能大幅减少当地家庭的木柴需求量，也

    能提供干净的饮水。想到我们提供的设施有助于改善当地居民生活，也鼓舞了我们加快脚步去测试刚做好的滤水器模型。意外的旅客

    来到这里一星期后，一辆大车载了十四位医生来到诊所。他们大

    部分是美国医学院实习生，来乌干达执行两周医疗任务。在这两周

    里，本来冷冷清清的诊所忽然间人满为患。

    这些医生也和我们一起住在通铺宿舍里，整个环境顿时人声鼎

    沸，热闹许多。大卫和我晚上与他们聊天时，得知有一半以上的就诊

    病人都是疟疾患者。

    有位医学生平时很喜欢穿凉鞋，他的脚趾上有个长久无法愈合的

    伤口。当地一位儿童看到他的脚趾，马上知道是长寄生虫了，这位医

    学生这下也成了诊所的病人。他们把伤口打开来，发现里面有数十粒

    白色的寄生虫卵!

    某晚，我们住的通铺不知从哪里飞来一只蝙蝠，导致一位医学生

    睡觉时被蝙蝠叮咬到。因为蝙蝠可能会传染狂犬病，那位医学生马上

    变成了病人，被连夜送到首都坎帕拉去打狂犬病疫苗。后来听说那里

    好像没有疫苗，于是又被火速送到英国伦敦治疗。

    那支医疗团队来得快、去得也快。不久，诊所又只剩下我们六七

    个人。

    太阳能炉我早就盖好了，但沙滤器的建造比想象中困难许多。沙

    滤器需要大量的沙，由于当地的土质很像黏土，而从附近运来的沙里

    混杂了很多黏土和淤泥，得小心掏出淤泥块和黏土，才可以运用在沙

    滤器上。因此，我的进度很缓慢，光做沙滤器就花了整整一周。

    第三周，我们举办了两个课程，解释沙滤器及太阳能炉的用途。

    有十几位村民来参加，其中几位表示有意愿和我们一起进行测试。于

    是，我们把刚做好的模型安装在他们家里做长期测试。

    大卫则修好了两个坏掉的汲水机。我们和村落长老一起讨论、推

    选汲水机管理委员会的成员，以维持机器的正常运作。茶水不分，滤水器变废物

    四个星期很快就过去了。回到波士顿，我无法想象自己在乌干达

    才工作了四星期而已，因为感觉在那里的生活非常漫长。一开始，我

    对于要在这样偏远又没水没电的地方生活还有些担心，但我撑下来

    了!不仅撑了下来，我认为自己可以持续待下去。这时的波士顿正值

    寒冬，每天下午四点左右太阳就下山，遍地积雪，我反而想念起乌干

    达那充满生命力的活泼朝气!

    回来后，我每隔一两个星期就和乌干达的人联络，他们虽然一开

    始帮我们测试滤水器，但过了几个星期后，我失望地发现很多人都不

    再用了。

    我想要了解真正的原因。寻找答案的过程中逐渐发现，原来他们

    很多人每天都是煮茶来当水喝的，反而不常喝白开水。这个觉悟让我

    惊觉原来当初的“善念”只是一场天大的误会，我们看到家庭在烧柴

    煮水时，都以为是为了杀菌，因此当初的想法是如果可以展示一种更

    简单的滤水器，就能帮助当地家庭节省木柴、免煮水，也可以喝到水

    质干净的白开水。

    现在我发现，他们煮水的真正原因是要用热水泡茶。这种文化之

    间的差异，是当初面谈那十个家庭时完全意想不到的。既然很多人都

    不喝白开水，我们精心制造的滤水器也就毫无用处了。

    反之，大卫修好的汲水机一直有人使用。我们逐渐发现，当地人

    的瓶颈不在于喝不到好质量的水，而是取水困难。因此，我们听了村

    长的要求，试着帮他们修理汲水机，这对当地村民的贡献远比我们在

    MIT凭空想象滤水问题要实际多了。

    事后看来，绝大部分的计划一开始都是一场误会。在未来几年

    里，我也陆续接触了很多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充满雄心壮志想要去非

    洲帮助穷困的人、想要改变世界。结果几个星期后垂头丧气地回来，因为看了当地情况，加上经历了种种误会及挫折，他们觉得自己太渺

    小了，什么都改变不了。现实生活让他们的理想破灭了。这一点都不令人惊讶，因为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从来没去过非洲，生活经验或历练

    也不够，懂得怎么改变世界吗？其实第一次去发展中国家，只要能学

    到一点点以前不知道的事情，而且能平安归来，就已经是丰收。

    而这一点点从现实生活中得到的学习收获，也是MIT能帮助学生做

    到的。

    回来后真的发现自己对这种工作没兴趣，那也没关系，至少知道

    自己为什么没兴趣，以后可以朝其他方向探索。

    如果我对这一方面仍有一些兴趣，那么这次的现实经验会让我明

    白，自己以前的认知是多么浅薄，自己所犯的错误是多么的低级。若

    真要在发展中国家做出一点微薄贡献，必须经过年复一年的不断尝试

    和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用泪水、汗水甚至流血慢慢摸索出来正确方

    向。

    可是那时，我还只是一个二十出头的MIT新生，没有太多的人生经

    验，对于以上所说的道理还没有很深刻的觉悟。那时我单纯的脑袋只

    知道，第一次在乌干达的尝试不是很成功，可能是因为我是和一群同

    样缺乏经验的同伴胡搞的结果，不了解当地的人文习俗，使得做出来

    的科技和现实脱钩。因此，我决定利用博士研究外的余暇时间，向专

    家请益和学习。于是，我开始寻找在MIT有没有课程是教学生去发展中

    国家做工程。第四章

    D-Lab三部曲：发展、设计、创业

    如果说MIT在我研究领域内有一位我崇拜的偶像，那就是彼得，但

    在我研究领域之外的则是艾米·史密斯(Amy Smith)了。艾米是机械

    工程系的资深讲师，年轻时曾经在非洲的博兹瓦纳共和国工作了两

    年，她在沙漠中忽然有了一个顿悟，她想为发展中国家做小型工程设

    计。

    在二三十年前，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案都是大型的工程开发

    案(如水坝)，而艾米是当时主倡“适用技术”的先锋之一。她回到

    MIT后，发明了一些简单的小型农业技术，得到很多奖项。2006年，TED邀请艾米发表一场著名的演讲，2010年，《时代》杂志推崇她为世

    界百大人物之一。拜师学艺

    2002年，艾米成立MIT的D-Lab，专门教MIT学生如何为发展中国家

    进行工程设计。这几堂课在MIT非常热门，每年都要经过申请或抽签决

    定才能注册。

    我从乌干达回来之后，决心要到D-Lab上课，学习如何在发展中国

    家工作。而我很幸运地，在2010年9月成功注册。

    我上的课名叫“发展”，是D-Lab“发展、设计、创业”三部曲的

    第一堂课，主旨是介绍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以及如何为其做工程。

    虽然艾米十分忙碌，但大部分课程仍由她亲授。她戴着眼镜，无

    论是讲课或与学生讨论，始终面带微笑，充满着孩子般的天真及好奇

    心。

    寒假(1月)时，这堂课也会带学生去某个发展中国家工作四星

    期，以实务来印证理论。一堂课约有六十位学生，因此分为八队，各

    自去不同的国家与地区(亚洲、非洲、中南美都有)。每支队伍由七

    八个学生及两位D-Lab领队共同组成。这趟旅程的目的是要教导学生如

    何聆听发展中国家当地人的问题，然后一起设计解决方案。

    “很多MIT学生都是科技迷，认为只要能把适当的科技空降到发展

    中国家，就能解决当地大部分的问题。”艾米告诉我们，“可是凭空

    设计的科技只是浪费大家的时间。如果你能真心去了解当地的问题，有时候，你会有前所未有的见解。”

    我听了格外觉得心有戚戚焉。当初在乌干达，如果我们能多花一

    两个星期和当地家庭一起生活，或许就能更了解他们喝茶的习惯，也

    不会犯下那么大的错误。

    “为了避免盲目的探索，你们每个人可以选一种科技先做初期的

    研究了解，成为代表那项科技的使者和专家。”艾米说，“但这并不

    表示你们研究的科技是当地所需要的。尽管如此，也许你们可以从与当地人的对话中，找出真正的问题及解决的方法。记住，你们首要的

    目标是探索与学习。”

    我抽到的是加纳队，领队就是艾米。我觉得自己实在太幸运了，不仅可以聆听艾米讲课，还有机会在2011年1月和她一起去加纳学习。

    之后，每个人都选了一项自己感兴趣的科技去研究。我选择研究

    一种称为“连锁砖”的东西。在非洲很多地方，房子都是用泥砖砌成

    的。砖与砖之间要铺很多水泥。但水泥很贵，在乡下也很稀有。连锁

    砖本身就是凹凹凸凸的形状，因此盖房子就像堆乐高积木一样把连锁

    砖互相嵌合，如此便能降低水泥的需求量了。重返非洲

    2011年1月初，我们一组十人和二十几件行李进了小货车，一群人

    来到波士顿罗根机场，在阿姆斯特丹转机后，于隔天晚上抵达闷热潮

    湿的加纳首都阿克拉(Accra)。

    一到当地，立刻就有人开车来接我们到库马西市(Kumasi)。一

    路上颠簸异常。我很困，但是一睡着，脑袋就会撞上窗户或车顶。就

    这样一直晃到凌晨两点多，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在往后的几天里，我们都待在库马西市，购买或制作需要的各种

    零件。例如，我向库马西大学借了一台压缩砖块的机器，试着制作不

    同形状的连锁砖块。

    由于我的零件需求不多，一下子就搞定了，便去帮其他同学准备

    他们的零件。例如同学拉杰什(Rajesh)要制作花生油的压缩机，其

    中最棘手的部分是一个精密的螺旋锥。这种螺旋锥在美国到处都有，但我们找遍了库马西市都没找到。最后，我们试着找当地的金属工用

    砂模铸造方式帮我们打造一支。

    于是，我成了那位金属工的学徒及助手。我们先把带来的样本锥

    埋入砂箱中，然后小心翼翼地取出来，砂箱里便有了一个螺旋锥形状

    的洞。接着，金属工把一些破铜烂铁的废物装进一个他亲手打造的烧

    炉去熔化，然后把熔化的金属倒进砂箱的洞里，等到金属冷却加以清

    理过后，就变成螺旋锥模型。

    我从来没有看过熔化的金属，也从未看过有人可以如此灵巧地操

    控金属，觉得整个过程很酷!

    在库马西的几天，我们把所需的零件都准备好之后，便搭了两个

    多小时的车来到一个小村庄。艾米和当地的一位牧师很熟，因为每年

    她带学生过来时，就会借住在牧师家里。

    这个村庄比我以前在乌干达待的诊所简朴了些。很多地方都没

    电，因此晚上全靠手电筒及头灯办事。有时晚餐后大家会在漆黑的环境中聊天，只有炉子里的红色木炭隐隐发光。除非有人去搅动炉子，这时散发的火花才暂时照亮大家的脸庞。食物中毒，虚惊一场

    当地有许多很奇特的菜肴，其中一种叫“富富”，是把木薯捣成

    泥之后配汤喝。

    一天傍晚，我看到牧师的女儿和儿子在捣富富，我就过去帮他

    们。当地人会用一根粗木棍去捣富富，每捣一次，另一人就要去捏一

    下泥团。这一捣一捏之间需要良好的默契。我才捣了几次，一不小心

    就敲到别人的手，惹得大家哈哈大笑，很快地，我就从厨房被“驱逐

    出境”了。

    那晚吃完富富，肚子觉得很胀。后来竟然开始恶心。似乎是食物

    中毒，胃发炎了。吐了一整个晚上，第二天早上感觉好多了。

    这时，艾米要带我们去塔马利(Tamale)参观一个工厂，我也想

    跟着去。出发前，艾米递给我一只空的小锅子。

    “以前我的学生也有食物中毒的经验，”她很实际地对我

    说，“看来你现在状况还好，为了以防万一，你拿着这个锅子吧!”

    牧师也给我喝一种止吐药，我们接着便出发上路了。可是车子才

    开了半个多小时，止吐药似乎一直在我胃里翻搅，十分难受。我又开

    始呕吐了起来。

    中午，我们抵达塔马利的工厂，我的胃仍然很不舒服，想吐又吐

    不出来，结果在参观工厂时，我都是紧紧地把小锅子抱在胸前。我心

    想：这真是荒谬的举动啊!

    下午回程时我又开始吐。艾米担心天气太热，而我也无法补充水

    分，就给我吃了一颗活性炭胶囊。之后我就一路睡回去。醒来之后觉

    得好多了，也开始能慢慢进食。聆听需求，砖头变冰箱

    我在村里用从库马西带来的手动压缩机制造了不同形状的连锁

    砖，同时也盖了一个小型的墙来做测试。

    我观摩当地的建筑和制砖业，发现当地的砖块都是就地取材的黏

    土砖。这种砖块的制造成本非常低，因此若要以较复杂的连锁砖做市

    场竞争，是非常困难的。

    另外我也发现，当地大部分的房子不是用水泥，而是用黏土建造

    而成的；这里的房子大多是一层楼的茅顶屋，不需要十分坚实的结

    构。没有了水泥的需求，连锁砖也就无法发挥它的功用。因此我的结

    论是，连锁砖在这村子并没有什么发展的机会。

    在艾米的建议下，我和掌控厨房的家庭主妇谈了谈。她们的难题

    是新鲜蔬果难以保鲜，因为没有电，也就无法使用电冰箱。

    “你的砖块如果不是实心的，而是渗水的，是不是就可以造成一

    个自然的冰箱？”艾米问我。

    艾米说的原理是指水汽蒸发时会带走热能。如果我用可以渗水的

    连锁砖造成一个地窖似的容器，那么当地家庭主妇只要把蔬果放入地

    窖内，然后每几个小时在周围的渗水围墙浇水，那么从周围蒸发的水

    汽就可以冷却围墙里的蔬果。

    我不知这样是否行得通，但我兴奋地设计了一个地窖，并花一周

    时间盖了一个简单的冰箱模型。

    测试后，发现里面的温度是冷了些，可是无法达到像冰箱里的冷

    度。因为我们没有温度计，因此无法精确测量温度。而且，这个地窖

    的功能是看天气运作的，当雨天或湿度较高时，它就失去冷却的功

    能。

    最后我把这个“冰箱”留下来当作展示品，其他人若有兴趣也可

    在自家建造。我开始研究连锁砖时，绝对想不到最后会用它来盖冰箱。但这就

    是D-Lab教我们聆听当地人需求之后开发出来的产品。我从这个过程中

    领悟出，一个外地人其实很难在远处就对当地情况有彻底了解，也无

    权把脑袋里凭空设计出的科技，一股脑地就要求当地居民测试。有时

    候，必须先耐心聆听他们的声音和想法，才能印证想象中的问题是否

    存在。这是我在D-Lab“发展”课程中学到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手动离心机获设计大奖

    回到MIT后，我继续进修D-Lab的第二堂课——“设计”。这堂课

    的哲学是当学生在“发展”课中学会聆听当地声音后，接着就教育学

    生如何为发现的问题设计解决方法。

    我和另外四位学生同组。我们的合作伙伴是尼日利亚的一位医

    生，他说他的诊所经常没电，但他必须使用离心机诊断病人的血液样

    本。目前他使用改装过的脚踏车来转动(不需电力)离心机，可是他

    觉得这个改装机十分笨重，问我们有无解决办法。

    为了更加了解医生的困境，我们先用废弃的脚踏车在MIT也盖了一

    个手动离心机，测试几次之后，发现真的如医生所说，操作上非常吃

    力，而且体积庞大。

    我们开始绞尽脑汁地思考如何把现有脚踏车改装成更小、更便捷

    的手动离心机。但想来想去就是没有好主意。我们似乎碰上瓶颈了。

    “你们的核心设计目标是什么？”我们的导师问。

    “我们想把脚踏车改装成更轻便、更小的手动离心机。”我们回

    答。

    “不对，不对。”导师直摇头，“你们的设计目标太局限了。你

    们只是想设计出更轻便、更小的手动离心机，但改装脚踏车是达成目

    标的手段之一，并不是目标本身。”

    经由这样的对话，我们恍然大悟：原来我们把设计的目标和手段

    本末倒置了。除了改装脚踏车，这世界上还有成千上万个我们尚未考

    虑过的手段。

    我们花了一两周时间搜寻现有的专利，找找有无可能把缓慢的手

    动能量转为高速旋转(每秒三十至六十次)的方法。我们几乎把工作

    室所有能旋转的东西都用上了，逐一拆开来研究是否可以改装，以达

    到我们所需转速率的离心机，甚至连溜溜球、脚踏式缝衣机甚至电风车都考虑过了。最后我们发现，电钻里的行星齿轮(planetary

    gear)可以在很小的空间里达到我们的需求。我们在电钻前方装上一

    个可手动把手，就能把血液样本放在行星齿轮后方高旋转处。我们由

    此研发出一个比改装脚踏车体积小很多的手动离心机，价格也便宜了

    一半以上。

    我们把这个设计构想告诉了尼日利亚的医生，他听了之后十分兴

    奋，立刻改装诊所里的脚踏车离心机，也协助附近其他诊所改装。后

    来，有同事提出想把这个设计带去印度量产的计划。

    看来，我们设计出了一个似乎颇为成功的离心机。这个设计之后

    得到了詹姆斯·戴森(James Dyson)(1)发明奖。

    简言之，MIT的D-Lab首先通过“发展”课扩展了我对发展中世界

    的认知，然后经由“设计”课，让我尝试为发展中国家开发出得以应

    用于真实世界中的有用设计。

    至于D-Lab三部曲的第三部“创业”课程又如何呢？

    这堂课我也上了，但那是稍后的故事。现在，就暂时略过不提。

    (1)?詹姆斯·戴森(James Dyson)是英国发明家、工业设计家，亦是全球知名吸尘

    器“戴森”所属公司的创办人。第五章

    和救护车队学领导

    很少人知道MIT有自己的救护车。我去学生中心吃饭时，偶尔会看

    到它停在路边。白色车身擦得雪亮，中间一条粗线漆的是MIT的枢机

    红，上下两条细线则漆上MIT的钢铁灰。车身上骄傲地漆着“MIT

    Ambulance”几个字，车背郑重地放着一颗深蓝色生命之星。在车上进

    出的是训练有素的学生义工，他们穿着藏青色制服、黑裤与黑靴子。

    除非发生紧急状况，一般时候，车子和人员总是低调地隐没在校园之

    中。

    我和救护车的缘分，是从一堂和哈佛合作的医疗训练课程开始

    的。这堂课的主要目的，是训练从事生物性质研究的博士生能更了解

    自己的研究如何应用于现实世界中。我们学习了一些基本的医学知

    识，还被安排去观摩心脏手术及癌症患者的器官解剖等。暑假期间，也会被要求做特定的医学观察。通常，学生一整个暑假都在哈佛医学

    院的实验室展开实习。可是我的教授不希望我整个暑假都不在MIT，我

    只好设法寻找其他业余的医学观摩机会。去MIT的救护车队当义工，便

    是其中的选择之一。

    于是有一天，我异想天开地发了一封电子邮件给救护车队，询问

    能否观摩。

    他们很爽快地答应了，于是我有机会在救护车上观摩数小时。但

    MIT救护车队的病人不多(大约每十个小时才会有一个案例)，观摩时

    间也很难安排，因此一直无法有机会深入了解及体验。

    我问他们“如何才能加入救护车队？”他们解释，MIT救护车队每

    年会训练一批新成员，申请者必须先拿到美国麻省基本救生员执照，才能获准进入救护车队工作。换言之，我要加入就得报考这个训练课

    程。但他们又说，我去申请大概不会通过，因为我太老了。

    这是什么意思？他们解释，通常只会接受一、二年级的新生。早早地加入，才能

    在毕业前有三四年时间为救护车队做出贡献，并累积经验。由于我已

    经不是新生，他们认为如果现在花时间及金钱来训练我，我能待在救

    护车队的时间不会太长，不具经济效益。

    我有点失望，也觉得不服气。我有时候就是有股牛脾气，当别人

    愈说我不行，我就愈要证明自己行。我觉得自己不需要依赖MIT救护车

    队所提供的训练课程，因为波士顿有很多地方都提供了相关课程，只

    是我必须自己掏腰包。但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有所得就要先付

    出。

    我选了一堂在暑假每周一至周三晚间及周末全天的课程，还得抽

    空做功课及考试。整个暑假下来，体力有些透支，所幸我在9月初成功

    拿到了救生员执照。

    等秋季开学时，我把刚考取还热腾腾的救生员执照拿给MIT救护车

    队看，询问他们是否愿意让我在救护车上工作。他们和我做了一次面

    谈，考虑了两周后，正式邀请我加入救护车队。逼真演练，未雨绸缪

    “二八六，请到Green大楼旁。”无线电呼叫我们。二八六是当时

    救护车的呼号。“有辆小轿车失控撞上大楼墙角。”

    我们一支小队有三位救护员，这次由我担任队长。

    “我们需要通报消防署吗？”一位队员问我。通常发生重大事

    件，我们都会请消防署人员到现场处理。

    我考虑了一下，说：“先不要。我们先去看看，有必要再叫。”

    到了Green大楼旁，果然有一辆车，里面载有四位女伤员，全都没

    有动静。一阵惶恐袭上心头。伤员比救护员还多，我们该怎么救？

    我接近驾驶座的伤者，想要先从她开始救治。我忽然想到，在有

    很多伤员的当下，我们必须先分诊，依照伤员的严重程度决定救护的

    先后顺序。我拂去心中的惶恐，开始指挥现场，请一位救护员开始分

    诊前座伤员，请另一位救护员通过无线电呼叫消防署来支援。

    我也开始分诊后座伤员。有位伤员一直在发抖，脸上流了些血，无法说话，但看起来没什么大碍，于是我把她扶到旁边去。她

    是“绿”的，在救护员的术语里表示没有生命危险，不需要立刻急

    救。我马上在她的手腕上挂了绿牌，以方便辨认。另外一位伤员仍有

    心跳，但呼吸微弱，没有知觉。她是“红”的，表示有立即的生命危

    险，必须马上急救。

    “我这里有一位没有呼吸和心跳、黑的伤员。”另一位救护员向

    我回报。黑色表示创伤重大，已不适合做心肺复苏术或人工呼吸，我

    们也不会进行立即抢救。“另外这一位昏迷，但有心跳，呼吸也正

    常，是黄的。”

    这时第二辆救护车来了。“我们这里有一黑一红一黄一绿。”我把伤员情况汇报给他们的

    队长。“我们从红的开始，你们从黄的开始。”

    接着，我和一位队员把挂红牌伤员的脖子固定住，以免脊椎移动

    而加剧伤害。另一位队员则架设好氧气筒。最急迫的应该是把这个病

    人移到靠背板上，移开车子，可是我们的靠背板被第二辆救护车拿去

    抢救黄色伤员了。没有适合的器材，我们只好随机应变，找到一大片

    木板，结果木板根本放不进车子前座的空位。我气得大叫：“没时间

    了!我们一人抓左肩，一人抓右肩，一人抓腰带，数到三，把伤员移

    到平坦地面。”两位队员照做了。

    伤员移到地上后，一位队员赶紧施予人工呼吸，我们则用伸缩抬

    床把伤者运上救护车。

    “我开车。”我对两位队员说，“你们一人监测并给予呼吸，一

    人量血压及脉搏，并以无线电通告麻省综合医院。”

    “停!”主监考官大喊。我们每个人都停止动作。躺在地上那些

    岌岌可危的黑的、红的、黄的伤员全都爬了起来。

    接着，大家围坐一圈进行讨论。

    “首先，你为什么没在第一时间通报消防署？”监考官问我。

    “我们收到车祸的讯息，不知有多严重，我想先看看情况。例

    如，若只是轻度擦伤，便没有通报消防署的必要。”我说。

    “车祸本来就是重大事故，必须通知消防署。消防人员也有可以

    把伤员迅速从车子撤离的器材。刚才我刻意只给你们一个靠背板，所

    以在没有消防人员的情况下，你们根本无法同时安全撤离两位伤

    员。”监考官回答。

    “还有，你们分诊有错误。”那位被我们归类为“黄”色的伤员

    说，“我意识不清，应该是红的。你们要再次温习分诊的正确程

    序。”

    “当你们移动我的时候，我确定我的颈椎和脊椎都大幅移

    动。”另一位“红”色伤员说，“你们可能导致我半身不遂。”“整体来说，这个场景的管理有些杂乱。”监考官又说，“我看

    到你们和第二辆救护车进行了沟通。可是，对第三辆救护车呢？”

    我忙着抢救伤员，根本没察觉到有第三辆救护车来。

    监考官继续说：“你是第一辆救护车的队长，而这是一个大量伤

    员事件(MCI)。因此你马上成了MCI的总指挥官。身为总指挥官，你

    必须观察三辆救护车人员的一切，你不能因为忙着抢救伤员，却忘了

    整个大局的管理。”

    这虽是一场模拟练习，可是身为救护员，我们可能会在现实生活

    中面对同样的情况，因此必须随时有所准备。经过这次逼真的事件模

    拟，我也有了信心，下次碰到类似的事件绝对不会再犯这些错误了。病人教会我的七个沟通技巧

    我们服务的对象大部分是MIT学生。最常见的病人不是喝醉酒，就

    是运动受伤。这些病人通常不愿意配合就医，因此我们也需要训练说

    服他们就医的口才。

    说服病人就医其实是高难度的技巧。我们每个月的月训也常常假

    装自己是难缠的病人，让大家练习说服能力。以下是我学到的几种说

    服方法：

    一、功课法：很多人发现，只要告诉MIT学生可以把功课带到医院

    去做，便是说服很多病人立刻就医的魔法妙方。

    二、免费运输法：美国有很多人都不愿意就医，因为若无健保，医疗费会很可观。但是我们可以对病人说，我们的救护车服务是免费

    的，等到了医院和医生咨询后，病人可以再决定要不要花钱治疗。

    三、感情引诱法：皱着眉头直视病人，跟他说：“我真的很担心

    你。”(这句话由女性救护员来说更有效。)

    四、挑战性谈判法：“你如果无法维持平衡走直线，就得和我们

    去医院。”

    五、严重后果法(针对病重却不想就医的人)：“不去医院可能

    有很严重的后果，包括死亡。”

    六、拖延法：如果病人不想去医院，但救护员觉得病情正在加剧

    时，在没有其他急迫事件的前提下，可以和病人慢慢磨时间，等到病

    人神志不清或昏厥时，便可强制送医。

    七、选择幻象法：这是我最喜欢的沟通方式，是给病人限制性的

    选择。例如问：“你想去甲医院还是乙医院？”而不问：“你想不想

    去医院？”总而言之，很多时候，说服病人就医的协商，比我往后创业时的

    生意协商要困难很多(尤其是不理性或神志不清的病人)。因此在担

    任救护员的过程中，我学到了非常有用的沟通技巧。突破瓶颈的关键：扛责

    在MIT救护车队工作一年多后，我碰到了瓶颈。

    我的同僚都飞快地超越我、当了我的队长后，我仍只是区区的中

    级救生员，迟迟无法晋升。我的个性很好强，爱与别人竞争，这样的

    状态让我的心里有些不平：为什么自己的进度这么慢？

    是我得罪了某个上司吗？我花了一两个星期试着找出症结所在，却找不出所以然，因为大家看起来都是明理人，和我的相处也还好。

    有一阵子，我甚至认为这支救护车队存在种族歧视——大部分的

    资深队长都是白人。是不是因为自己是亚裔人，凡事都必须更加努力

    才能获得上司认可？

    是自己监督下属不当吗？我发现，有时候我被上司怪罪的是下属

    急救时所犯的错误。我试图更严厉地监督下属，但新手犯的错误仍源

    源不断出现。为什么是我的错而不是他们的错？我开始为自己找借

    口，也因此造成我和新手间的摩擦。有人甚至私下说，觉得我有时候

    非常自大。我听了这些评论，心里感到非常委屈。

    最糟糕的是，我似乎失去了对紧急医疗的兴趣，每个任务看起来

    都一样，没有以前的新鲜感。我仿佛原地踏步不前，没有再学到新的

    东西。

    有一天，我找到了答案。

    我当时人正在救护队的办公室里。有位新队长刚执行任务回来，他因为忘东忘西，甚至下属被“丢包”在医院里没带回来，而被长官

    骂得体无完肤。可是他没有回避错误，反而积极地提供改善方法。

    我在当下有了两个顿悟：第一，大家都会犯错，包括我和长官，不只是新手；第二，当长官并不是一种权利，而是责任，必须为自己

    及下属的一切行为和错误负责。当我想要升迁的同时，是否也具备了

    这种敢于承担责任的胸襟？我打算做一个实验。执勤时，我开始要求自己必须负起一切责

    任。倘若是我犯的错误，那就是我自己要检讨；倘若是下属犯错，与

    其怪罪他人，更应究责的是我对下属的训练；若是长官犯的错，由于

    我是长官的助手，是我没有及时发现并更正错误。这三种想法让我有

    了新的心态。

    我刚开始做实验时还有点胆战心惊，心想：如果我把所有错误都

    归咎于自己，那岂不是显得自己非常愚蠢无能？

    结果不然。当我诚心检讨自己时，我发现下属和长官也都清楚知

    道哪些是我的错、哪些是他们的错，他们没有批评我，反而进一步讨

    论自己的错误及改进方法。当我开始要求自己必须为一切负责时，我

    发现自己的知识是多么肤浅，要改进的地方是如此繁多。我也开始花

    时间强化自己不足的知识，当我针对疑问向他人求救时，他们非常乐

    意帮忙解惑。我开始注意到那些晋升得比我快的同僚在执勤之外，私

    底下又下了多少工夫来提升自己的能力。

    这是我最终突破瓶颈的方法。当我改进自己的弱点时，我也感觉

    到自己正在进步及学习。在此过程中，我已经不再那么在意要赶快晋

    升了，一旦我准备好了，自然会获得拔擢。几年后，我也成了以前我

    所羡慕的年长救护员，在救护过程中负责大局并指导下属。分散式领导，在进步中交棒

    当我蜕变时，我发现自己和下属之间的关系也在改变。以前我以

    为有了下属后可以呼风唤雨，指使他们做些繁琐的事情，让自己可以

    悠闲些。如今我发现，当长官和我自己都在积极寻求进步时，自己的

    职责其实是培训下属，让他们有一天能取代我现在的职位。

    因此，每当我们出勤时，新手总是有诊断病人的优先权。虽然他

    们的经验和专业比我生疏，但我宁愿默默地让他们先行揣摩，万不得

    已时(像是他们即将诊断错误而危及病人权益时)才插手介入。最成

    功的任务就是自己从头到尾都没有插手下属的诊断，因为这时下属已

    经成功取代了我的位置，同时我也驱策自己加速具备队长所需的能

    力。

    这种领导方式乃是MIT救护车队的核心，是一种由自己的努力来带

    动下属的努力，使整个组织得以持续不懈地自我学习及改进。这种特

    殊的领导方式在管理学里叫作“分散式领导”(distributed

    leadership)。MIT救护车队虽是一个学生团体，但因组织结构完整，并不逊于世界上其他公司和组织。后来，我偶尔会和世界各地不同的

    组织合作，发现领导方式各有不同，有些非常极权化，有些公司的架

    构十分扁平，有些是层层官僚制度，有些则靠着一人魅力来赢得下属

    的心。相对而言，分散式领导算是一种较新颖的领导方式，常被MIT商

    学院拿来作为研究案例。因此，每年都有企业高层主管来MIT，花几千

    美元进修分散式领导的课程。

    我在救护车队担任义工时，无形中也学会了管理一个组织的窍

    门，也可能为未来的自己省下几千美元的学费。当我看到别的公司管

    理不当或自己的团队士气不佳时，我总会回顾我在救护车队的经验，以此作为管理的指南针。第六章

    简单设计不简单

    要说MIT救护车队的独一无二之处，就是这辆救护车是由学生亲自

    设计打造，有许多专门订制的功能。

    救护员站起来常常撞到头？没问题，我们在顶部的橱柜角落多加

    了一层软垫。喝醉酒的人忽然呕吐到救护员身上？没问题，我们在天

    花板和车厢内壁加装很多架子，每个架上都放有呕吐袋，可让救护员

    不用寻找，两秒内便迅速递给病患。现有的救护车是通过手机发送短

    信来记录病人送医的时间，无法直接和记录系统连线，造成很大的不

    便？没问题，我们写了一个程序，直接把手机信息自动化连线录入到

    救护车的资料管理系统中，省掉了人工手动输入的辛苦。

    因为这些独一无二的功能，MIT救护车得到了最佳设计奖，设计自

    动化系统的学生后来还获得波士顿救护车大队雇用一个暑假，帮他们

    的记录系统做些自动化设置。改善病人舱保温设计

    有一天，我发现每当天冷救护车停靠在外面时，都必须一直让引

    擎空转，这是车队的规定，原因是借由引擎生热来提供暖气，以维持

    后座病人舱的温度接近室温，避免车上药物因过冷而影响药效。但我

    觉得这么做很浪费汽油，于是开始思考是否有科技能够自动监控车内

    温度，让引擎低于某个温度时才启动。

    我上网找了一些可避免引擎空转的现有科技。有一家公司专门销

    售这种科技给救护车队，但他们的科技需要安装一个巨大的电池系

    统，费用高达上万美元。我感到很苦恼，因为救护车队根本没有那么

    多钱来安装。

    可是这个问题一直在我脑海里萦绕，因此我又花了几星期到处打

    电话询问，发现有一种救护车是在引擎和暖气之间装置一个外部循环

    泵，关掉引擎后，借由小小的电力系统使引擎的热能循环到病人舱

    里，即使引擎关闭半小时，也能正常维持舱内温暖。这种系统很昂

    贵，需要几千美元，加上我们的救护车里剩下的空间本来就不多，实

    在容纳不下这种装置。

    我懊恼地跟救护车队的一位同僚谈起这个问题。“有加装循环泵

    的必要吗？”他问我。

    我们由此想出了一个新点子：即使救护车的引擎是关起来的，只

    要能维持病人舱暖气的送风，把引擎的余热带进病人舱里，就能让车

    厢内保温约二三十分钟。所以我们必须设计一个可以每时每刻监视引

    擎温度或电池电力的系统，只要其中一个快低于标准值，就自动通知

    引擎重新启动。

    我们很兴奋地立刻去找汽车修理工告知我们的设计，并请他估

    价。

    很多汽车修理工看到我们要安装在救护车上的东西感到很奇怪，大部分都不愿意承包。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愿意尝试的修理工，但要把

    我们的想法转换成实际的设计其实并不容易，因为病人舱暖气的控制系统是制造商提供的，无法随便窜改线路。我们想了几个月之后都没

    有结果，似乎成了僵局。到航天工程系找灵感

    我考虑到自己对于这种系统的设计根本没经验，是自己的弱点，因此暂时搁置这个设计问题。同时我去航天工程系上一堂系统工程

    课，看看会不会有些启发。

    这堂课每学期都会给学生一个真实的设计挑战。我们的挑战是要

    设计一个“行星探针”(planetary penetrator)，这是一个像飞弹

    一样的尖锐探针，能在展开太空探索时从轨道上抛下来，插入行星的

    表面。探针里有很多科学仪器，可以对行星土壤里的温度、成分、波

    动等进行测量，然后把结果传回地球。这种探针也能应用于地球上，MIT有些科学家就想把我们的探针带到南极，从直升机抛下插进冰里，测量南极冰盖不同地方长期的波动来预测气候变迁带来的影响。

    探针的想法听起来好像很简单(用重力加速度插入地表)，设计

    起来却十分棘手，问题如下：

    一、在朝有大气层的行星坠下时，如何控制它的飞行姿态

    (flight attitude)，以正确的角度插入地表？

    二、在与地表撞击的刹那，如何使里面的仪器不被破坏？

    三、若插入像冰一样的表面，如何让仪器充分散热，避免因过热

    而使附近的冰融化？

    四、要如何保温才能避免不同的仪器因为过冷而失灵？五、如何

    让探针和在太空中快速飞过的母卫星联系？

    杰佛瑞·霍夫曼(Jeffrey Hoffman)是这堂课的教授之一，他是

    退休的航天员，曾在国际太空站工作。在我们的设计过程中，他在太

    空总署的经验给了我们一些很有用的见解。例如开始任何设计之前，他要我们先用一个月的时间确定整体系统的功能需求。

    “工程师是很懒惰的。”他说，“如果你要我设计一个东西，首

    先得讲明它的功能需求，以及如何鉴定我的设计达到了这些需求。然后，我当然是用最简单、成本最低、风险最小的方法刚刚好达成你的

    最低要求。我不会多花时间、多花心思去设计更复杂的玩意，那不仅

    没意义，反而可能造成预算超支。”

    这可是我从来没想过的。如果要设计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这些

    功能需求犹如是工程师与顾客之间的契约。我作为工程师的义务，只

    是达到契约的最低底限，不会浪费任何多余的资源去做无关的设计。

    这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要讲明我们行星探针的功能需求并非易

    事。例如讲到如何让探针测量地表的波动时，一开始我们陈列的功能

    需求如下：地震仪必须在0.1～0.003Hz的频宽中，敏感度少于

    2ngrtHz。”

    霍夫曼马上问我们：“你们需要用地震仪吗？还是只要能达到这

    个敏感度的任何仪器都能接受？”我们想了一会儿，觉得有道理，就

    把“地震仪”改成“波动测量仪器”，以免为自己预设立场。繁复设计不如极简思维

    我们每星期都会和资助我们项目计划的公司与机构沟通，确定我

    们列出的功能需求可以满足他们的需要。确定了功能需求后，我们把

    全班同学分成几个小组，每一组研究及设计不同的系统，如结构、负

    载仪器、温度控制、电源分配、通讯、飞航控制等等，就像美国太空

    总署总部设计太空任务一样。

    我被分发到温度控制小组，我们负责研究“如何不让探针融化附

    近的冰”以及“如何让里面的仪器不因过冷而失效”这两个问题。

    一开始我们的想法是，若要在周围环境的气温大幅波动下控制探

    针里的温度，那么我们必须有一个能在天冷时提供热能的暖气，以及

    一个能在天热时让仪器冷却(就像我们居家环境一样)的冷气。

    但结构组马上抗议：探针那么窄，里面要塞入很多仪器，哪有空

    间给我们放冷气和暖气？电源分配组也来抗议：暖气十分耗电。他们

    的电池容量在许多电子仪器的需求下非常有限，顶多只能拨给我们

    0.5A左右的电量。

    于是我们做了更详细的研究，发现如果把探针充分隔热，可在严

    冬时用电子仪器本身散发的热量来为探针内部保温。而夏天时若要避

    免系统过热，则可在探针外部开孔，利用自然通风的方式使内部热气

    散发到空气中，如此就不会造成周围的冰融化。通过这项设计，冷暖

    气都不需要了，也不需要用到电。

    由于隔热层需要用到很多空间，我们一来与结构组协商以争取到

    更多空间，二来尽量选择隔热度高但价格不会超出预算的隔热材料。

    同时，我们也一直对负载仪器和电源分配组施压，请他们尽量选择可

    以耐寒的仪器及电池，让我们向下延伸可接受的温度范围。

    最后，要来验证我们的设计了。我们买了一个冰库，用钢管当作

    行星探针插进冰里，里面电子仪器的散热系统则用简单的电阻器来模

    拟，接着将电阻器和冰库的温度调高调低，可以控制周围环境及探针

    散热的形态。我们在钢管里外都插了好几支温度计进行测量，因此我们得以证实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设计的散热系统就会失去功能，使周

    围的冰开始融化。

    后来我们也发现，如果把大部分会发热的仪器都集中在探针冰上

    的位置，温度控制系统其实可以更简化，连自然通风孔都不需要了，只要在探针冰上及冰下的两个区块充分隔热就行了。

    一开始我对这个最新设计有些失望，而且还有点嗤之以鼻，我以

    为工程学是很复杂的，却竟然用那么简单的隔热层就解决了，会不会

    因为过度简化而被扣分？

    “我在太空总署的生涯里，看过很多精美复杂的航天飞机设

    计。”霍夫曼说，“航天飞机可能是一个满足太空任务需求的实体表

    现，但复杂的航天飞机从来就不是太空任务的基本需求。如果你们做

    了彻底分析和实验，能够说服我你们的设计达成原来说好的功能需

    求，那么你们的任务就圆满完成。”

    最终，这堂系统设计课逼着我们思考的是一种极简的工程设计理

    论，把我们从一开始需要冷暖气的温度控制设计，一路简化到只需几

    个策略性的隔热层，这对于我之后在发展中国家资源受限的环境下所

    做的工程设计可说裨益良多。创造高CP值设计

    上完了系统设计课，我以崭新的眼界重返救护车病人舱的温度控

    制难题。

    首先，我开始列出救护车的功能需求。我发现温度控制是重要需

    求之一，但电池不是。那么，现有科技以及我们先前的第一项设计为

    什么那样在乎监控电池的电力？

    原来，现有科技起初多是根据警车或消防车而设计的。这些车子

    常常停在外面几个小时，不仅需要保暖，还得靠电力维持车内的通讯

    设备与紧急灯光。因此当这些公司开始推出救护车的产品时，系统设

    计都是由警车或消防车的功能需求复制而来。

    可是当我们把救护车停在外面时，每个人都佩戴上无线电设备，根本就不需要电力维持车内的通讯设备。在非紧急停车时，我们也用

    不到紧急灯光，若是遇到急救状况需要用到时，通常也仅是十几二十

    分钟的时间。倘若抛弃这项电力功能需求，我们的系统设计可以简化

    很多。首先，我们可以把热源从棘手难搞的病人舱暖气系统，转移到

    前方驾驶舱本身的暖气系统，如此操控可以简单很多。

    当我向我的救护车长官提起这个想法时，他的态度十分质

    疑：“前舱的暖气离病人舱太远了，我觉得要把它当成可行的热源来

    用是行不通的。”

    于是，我决定做一个简单的实验。

    一个冬天早上，当救护车停在外面的时候，我在车舱内装了两支

    温度计，然后刻意关掉引擎，不提供暖气。我小心翼翼地监控着温度

    计，让病人舱内的温度不至于降到最低范围之下。

    首先我发现，即使车外温度是冰点，整个车厢很大，引擎熄火

    后，病人舱要花一个多小时才会冷却到最低温度范围(平常我们停在

    外面的时间顶多只有半小时左右)。而当我启动引擎后，发现即使只

    用驾驶舱的暖气，还是可让病人舱每分钟加温约0.7℃。因此推算，等到舱内温度冷却一个多小时后，只要引擎空转二十分钟，就可以恢复

    舱内原本的温度，之后又可以把引擎关掉一个多小时，以此循环保持

    病人舱的温度。

    我们提出了一个既简单又便宜的防止救护车空转引擎系统的设

    计。相较于现有上万美元的系统，我们的系统只要不到八百美元(包

    括工时)。我找到一个愿意帮忙安装的汽车修理工，在圣诞节假期时

    把MIT救护车送去安装完毕，后来也成功测试了功能。虽然这个简单的

    系统并非十全十美，有些地方还需要改进，但算是以最简单、最廉价

    的方式达成救护车队的基本功能需求。后来别的救护车队也听说了我

    们的系统，写信来问如何安装。

    这个系统因此成了一种新发明，申请了美国暂时的专利。现在，我们也在和一些救护车产品公司商谈，看看他们有无兴趣与我们合

    作，授权并经销我们研发的科技。

    救护车队中曾有同事对我的系统嗤之以鼻，他认为我用的都是现

    成零件，又是找汽车修理工帮忙代工，看起来不复杂。但我从系统工

    程学到的是，为什么做个系统一定要很复杂？我想重点是，这个系统

    能不能有效解决问题。

    当然，能让我有这样的成长，最要感谢的还是MIT的救护车队，愿

    意把救护车给我做实验，还愿意花钱安装我的系统。想当初我加入救

    护车队时，只想多学习医疗知识和经验，后来会待下来的原因是发现

    这个活动使我的领导与沟通能力都获得了绝佳的训练。最后我也发

    现，MIT救护车其实是学生创新的温床，只要有意愿，每个学生都能在

    救护车的科技系统留下属于自己的印记。

    校园放大镜

    MIT的恶作剧

    在MIT虽然课业繁重，但很多学生喜欢恶作剧；不，我说的不是小

    顽皮之类的玩笑。这个词的英文叫hack，是一种具有工程性、强烈MIT特色的恶作剧。

    两个MIT经典恶作剧

    举例来说，在1994年，MIT的校警发现有一辆警车忽然跑到麦克劳

    伦大圆顶上头(后来移到史塔特中心)。警车的车灯在清晨中闪耀，车里有个假人警察，有一支玩具枪及一盒甜甜圈。车子前方还有一张

    罚单，说这辆车非法停在此地。

    等到上午10点，工人终于把警车弄下来时，这个恶作剧已经上了

    世界新闻了。至于究竟是谁设计的、如何策划的、怎么弄上圆顶等，至今仍是个谜。

    另一个例子则发生在2006年4月，当美国各大学正邀请被录取学生

    参观校园时，加州理工学院校园内具历史性的炮台忽然不见了。过了

    几天，MIT在招待获录取新生时，这座炮台竟出现在MIT校园中。炮台

    上多了一枚MIT的校友戒指，炮头还指向加州理工学院。

    加州理工学院马上派人把炮台搬回去。直到今日，MIT的校园还保

    留一个纪念碑来描述此事。

    这就是有MIT性质的恶作剧，其中有几条重要的法则：

    一、不留下自己的踪迹；

    二、不破坏东西；

    三、不用蛮力；……

    讲究的是问题的复杂性及以工程解决方案的优雅性，就像解一道

    数学考题或工程题一样。

    从理论上来说，这些恶作剧大多是违法的，但MIT和警察几乎是睁

    一只眼闭一只眼。有一次，一个朋友耍了一个恶作剧，有位MIT校警错

    过了这场“盛事”，事后还要我朋友传照片给他看呢。洗澡间快闪恶作剧

    2011年，以前送我去乌干达的美国无国界工程师协会的MIT分会，正在和MIT商学院一个叫作Sanergy的新创公司合作，为肯尼亚的贫民

    窟设计一种便携式、低价的洗澡间，缘由是贫民窟很多妇女在工作一

    天之后，夜里因为害怕被骚扰而不敢去公共澡堂洗澡。我们设计的洗

    澡间可以盖在住家附近，由当地妇女经营，这样就能提升贫民窟的生

    活及卫生质量。

    学期要结束时，我们测试不同系统的工作已大功告成，但没有地

    方组装成品。

    “快期末考了，很多学生一直待在学生中心不肯回家洗澡。”有

    人说，“现在那里的卫生环境不见得比肯尼亚贫民窟好。我们干脆把

    洗澡间安装在学生中心好了。”

    我们觉得这是很好的恶作剧，虽然比起上面两者还不算顶级的恶

    作剧，不过还是可行的，一来能验证我们的组装过程，二来也揶揄了

    MIT学生中心的考生。

    首先，我们得选对日子。由于当时MIT的校报是每周一刊，我们和

    校刊里的一位编辑串通好之后，决定周日晚上执行。

    困难的地方是周日晚上虽然人不多，但学生中心还是有很多在读

    书的学生，如果我们要把零件搬到现场组装，就会太醒目。可是若在

    别处先组装好洗澡间，一来搬移非常笨重，二来进出学生中心会引起

    他人的注意。

    我们花了一个多小时在学生中心勘查地点，发现后方有个很老旧

    的货运电梯。周日晚上应该没人会来送货，因此进出的人不会很多。

    如果我们能在那里组装完成，就能在五分钟内推出来安置在学生中

    心。

    那天晚上，我们几个人都穿着黑衣或戴着墨镜，晚上11点45分在

    实验室集合，其中一人在货运电梯那里把风。我们把较不起眼的零件

    由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带入学生中心，最后在货运电梯集合，花了一个多小时组装起来，再推去学生中心，任务一完毕，我们马上一哄

    而散。

    隔天早上，学生中心出现一个新的洗澡间，而它一直待到周四才

    被拆掉。快闪厕所恶作剧任务，成功达成!

    后来，美国无国界工程师协会在暑假时，去肯尼亚的贫民窟实地

    测试我们的洗澡间设计，最后在四个地方安装了洗澡间，由当地妇女

    管理，洗热水澡十先令(约合人民币1元)，洗冷水澡五先令。有人因

    此一天就赚到了约一百先令。

    而原来和我们合作的Sanergy，后来成为肯尼亚一家颇有名气的厕

    所公司。第七章

    商业顾问初体验

    在MIT媒体实验室附近一条岔路，左边是通往理工系，右边则是往

    斯隆(Sloan)商学院。为了怕人不认路，有学生好心地做了一个路

    标。

    没错，左边是往“微积分”，右边是往“真人”。这大概是商学

    院学生的恶作剧，但也有其真理存在。当我是博士生时，也常常

    对“真人”的生活感到好奇和渴望，因此我打算去商学院修一堂课看

    看。

    斯隆商学院的特殊之处是它的“行动学习”方案(Action

    Learning)，没有固定的教科书，也没有考试。这门课是让学生组成

    顾问团，帮助企业解决现实的问题，学生从自己的团队及个案中学

    习，而整个课程也从历届学生的经验中学习。“行动学习”有许多不

    同的主题，包括中国公司、印度公司、新创公司、数位经济公司等，学生可以依自己的喜好去体验不同的行业。

    我在“行动学习”方案里选了一堂“世界卫生”(Global Health

    Delivery)的课程，该门课的讲师与很多印度及非洲医疗卫生组织已

    合作多年。

    和我组成顾问团的是尼拉夫(Nirav)、亚历克斯(Alex)和西德

    尼(Sydney)，三位都是斯隆商学院一年级MBA学生；尼拉夫以前是麦

    肯锡(McKinsey)的顾问，亚历克斯曾在上海为大型公司提供业务解

    决方案，而西德尼创办了一个青少年体育公司。我看了大家的履历表

    直冒冷汗，因为我那时除了教学和研究经验，没有其他资历可以写。

    我不仅没有当顾问的经验，连在学术界之外的工作经验也没有，觉得

    自己是个冒牌货。不过转念一想，这不过是一堂课，而我是来学习

    的，不是来应征职业顾问工作。为什么免费看诊不受欢迎？

    我们的客户是肯尼亚的一间诊所。这间诊所每年为奈洛比市一处

    贫民窟的居民提供医疗服务。他们的疑问是：服务是免费的，但是为

    什么来看病的人不多(约只有两成)，大部分的居民都选择不去看诊

    (约六成以上)？

    我们在2～3月期间针对肯尼亚的医疗系统及病人就诊行为尽可能

    搜集资料，汇整成了一张幻灯片。3月中(MIT春假时)，我们去奈洛

    比两个星期。第一天就来到这间诊所，并且花了几个小时观察不同的

    医生，看他们如何诊断病人。

    我们在现场立即发现诊所的情况和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例如免

    费服务只提供给定期参与健康问卷调查的家庭，其他未参与问卷调查

    者则须付费；凡参与问卷调查的病人都有一张电子会员卡，而没有参

    与的病人的就诊资料全都是用纸本填写。其中的差别待遇很明显。

    我们回到在奈洛比下榻的公寓，马上开始讨论第一天的所见所

    闻。

    “这并不是我们当初想象的一个单纯帮客户成长的挑战。”尼拉

    夫说，“显然情况更为复杂。”

    “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把原先准备的幻灯片给他们看。”亚历克斯

    说，“那个天真无知的幻灯片只会让我们丢尽了脸。”

    “我们要如何继续帮我们的客户呢？”西德尼问。

    “我觉得我们必须再多聆听，才做决定。”尼拉夫说。

    之后的几天，我们刻意把原来准备好的“框架”丢掉，只字未

    提，也抛弃一切假设。我们只是聆听诊所不同人的观点。

    接下来，我们打算亲自面谈一些贫民窟的家庭，听听他们就诊

    (或不就诊)的决定。因此我们制作了一份调查问卷。诊所也介绍了几位当地社区的志愿者给我们，帮我们把这份问卷翻译成史瓦希利

    文。

    那天下午，我们和志愿者坐下来，逐题讨论问卷的架构。一开始

    的情况十分不妙，我们花了很长时间解释我们的用意，但志愿者们不

    是很了解，并且他们也有自己的意见，结果演变成双方无法达成共识

    的僵局。

    最后，我们建议把不同意之处延后讨论，先敲定整个问卷再说。

    之后，进展便顺利了许多，他们对我们的意图更了解了，也在问卷里

    反馈了更好的问题。进入贫民窟找答案

    隔天，我们分成四个小组，一个人跟着一个志愿者去和不同的家

    庭面谈。我们在志愿者的指引下，进入了贫民窟的中心。那里的房子

    一格一格的，周围是黏土夯成的墙，屋顶是用铁皮覆盖。因为没有窗

    户，室内非常阴暗，有时只靠一盏煤油灯。一两平方米大的空间既是

    厨房，也是带有小电视的客厅，还是挤着父母与四五个孩子的卧室。

    我们的人从问卷问题导入，随行的志愿者则用史瓦希利文翻译给

    面谈者，再把答案译成英文给我们做笔记。

    尼拉夫是我们当中速度最快的，大部分照着问卷去问，常常十到

    二十分钟就结束了。我大概是四人中的“慢郎中”，有时候就面谈了

    近一个小时。

    “你都和他们谈什么啊？”当大家等我结束时，亚历克斯问我。

    其实我常常偏离问卷的剧本，因为有时面谈者会提到问卷里从来

    没想过的事。例如有人提到生病时去的不是诊所，也不是药局，而是

    去找巫师治疗。“巫师”不在我们问卷的选项里。我不愿只是敷衍了

    事地在“其他”选项下打钩，因此又多花了十几二十分钟想要多了解

    有关巫师的情况。

    另外，有个家庭认为我们代表的诊所是一个邪教中心，原因是诊

    所的徽章是一支蛇杖。这在西方文化中虽然是很普遍的医疗徽章，然

    而在贫民窟里，谣传诊所的医生都是崇拜蛇的巫师。

    “上次我去看诊时，他们抽了我的血。”一位年长的爷爷

    说，“我不清楚他们拿我的血去做什么。”

    这些状况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我们因此一边面谈，一边对问卷

    内容做些更新，以便得到我们更想知道的信息。

    不过这些出人意表的答案只占极少数。总之，在面谈了七十多个

    人后，我们发现绝大部分的人之所以没去这间诊所，主因是他们不知道有提供免费服务，或是根本不知道这间诊所的存在。知道诊所的

    人，绝大多数给予了极高评价。

    我们把观察与问卷结果整理归纳后，最后提出了我们对诊所的建

    议，例如减少对非会员的差别待遇、有更明确的定价、做更积极的推

    广等。同时我们也办了说明简报向诊所的管理人员汇报。

    我虽然没有从事商业或营销的经验，但最后运用了我的方向感，制作了一份简单的地图，标示诊所的位置在哪里。地图看似简单，但

    也花了好几天的时间，因为贫民窟的道路弯曲分歧，而且都没有路名

    或明显标示。有时，甚至连当地的志愿者来到某个路口，到底要左转

    还是右转都有不同的意见。城乡贫富悬殊大震撼

    虽然我之前在MIT的支援下已经去过非洲两次(乌干达及加纳)，可是这次的肯尼亚之行和我以前的经验完全不一样。之前，我大部分

    的时间都待在乡下，在城市的时间顶多两三天。乡间生活非常纯朴且

    安全，例如我可以把照相机放在乌干达诊所外面一两个小时，也不怕

    被偷走。

    反观在奈洛比这种大城市，尤其是贫民窟的社区，我们每天出门

    一定要有当地人作陪。在我们深入贫民窟进行面谈时，志愿者往往下

    午五点半后就叫我们收工，赶快离开贫民窟，因为这里白天虽然很热

    闹，天黑之后又是另一个模样。

    有一次，尼拉夫因为不满白天贫民窟的男人都出去工作，我们的

    受访对象大多是家庭主妇，因此提议利用晚上面谈男性受访者，但立

    刻就被诊所以安全考量为由而制止。

    由于非洲乡下的居民普遍生活贫穷，所以我在乡下担任义工期

    间，也是每天和大家吃同样的食物(大部分都是素食，因为肉很

    贵)，上的是茅坑，晚上工作必须戴头灯(因为常常没电)，有一次

    还连续两个星期无法上网。

    这次在奈洛比，我们住的地方虽然离贫民窟只有五分钟的车程，但我们的住所是一个四层楼公寓，有水电，还有女佣服务，楼下的出

    入口还有一个拿着步枪的警卫二十四小时在站岗。从这栋公寓往外

    看，可以看到不远处坐落着豪华的五星级酒店，以及物价不比美国便

    宜的高级购物中心(都有荷枪实弹的警卫)。每天晚上，我和顾问团

    队都坐出租车出门，去不同的餐厅品尝不同国家的佳肴(我是在肯尼

    亚首次尝到并爱上埃塞俄比亚料理的)，有时还和同事喝酒或抽水

    烟，午夜过后才回到公寓。你可以在奈洛比尽情享受世界上任何豪奢

    的生活，只要你有钱。

    换言之，若说以前在非洲乡下工作时让我体会到什么叫“贫

    穷”，那么这次在奈洛比的经验，则使我体会到什么叫“贫富差距”。眼界大开，出路更宽广

    离开之前，我们举办了庆功宴，邀请所有帮助我们完成案子的

    人。尼拉夫和我去超市采买啤酒时，我这个不识相的理工学生打算问

    他这个资深职业顾问几个具挑战性的问题，也就是：我想知道“微积

    分”和“真人”之间的区别。

    “我是全职研究生，年薪三万多美元。”我跟尼拉夫说，“可是

    我看你们这种年纪相仿的顾问，赚的钱却是我的两三倍。你们的薪水

    为什么那么高？”

    “我想那是市场给的价格吧!”尼拉夫尴尬地说。

    “顾问给市场带来的价值到底是什么？”我追问着，“我觉得这

    两周为诊所做的一切，并没有很多独一无二的地方。他们只要有心就

    能自己做，不用支付顾问公司昂贵的费用。”

    尼拉夫思考了一会儿，说：“我觉得有两个价值存在。第一是我

    们可以空降到一个组织，在短时间内完成惊人的工作量。如果这间诊

    所自己来，你觉得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完成七十几个面谈？”

    我无语，因为我心里有数，可能永远无法完成。

    “另外，”尼拉夫接着说，“好的顾问是通才。每家公司的处境

    都不同，虽然顾问不可能具备所有需要的专精知识，但他了解如何在

    短时间内寻觅到重要的信息，并加以整合。他必须知道何时得顾及大

    局，何时得专精。能把这两者都做得好并让顾客满意的顾问，市场上

    并不多见。”

    “我觉得我自己并不能当很好的顾问。”我说。“为什么？”

    “从这几天观察下来，我发现我发言的时机常常不妥。有时我讲

    的都被人忽略了，似乎是我的想法或观点奇烂无比。好像诊所的主管

    对我也不是很高兴。”“我个人没有理由相信主管对你不高兴。他认为这个案子及团队

    是成功的，而你也是这团队不可切割的一部分。”他说，“例如，西

    德尼就满欣赏你思虑周全的发言，我也觉得你过去在非洲的经验对这

    个案子的帮助很大。”

    “你看我以前工作过的顾问公司，”尼拉夫继续说，“里面有各

    种不同背景的人，也有几个像你一样是理工科毕业的博士，但这不表

    示博士不能当好顾问。”

    我同意这个案子十分成功。至于我个人对于这支团队的贡献多

    寡，我也不必去追根究底了。有时，我可能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了。在

    医学界里有句名言：“首先，不做伤害。”我记得去乌干达时，因为

    之前完全没有与发展中国家接触的经验，犯了很多低级的错误。而这

    次，我也是以一个新手顾问的身份去尝试，因此只要我的行为没有明

    显脱轨而对这个案子造成损害，就是万幸了。我要感谢MIT允许(甚至

    鼓励)我这个没经验的学生来消费商学院的名誉及品牌，把业界顾客

    当作学习的机会，让我有此千载难求的经验及荣幸。实验室技能亦可跨行应用

    我从这趟顾问之旅中发现，这其中并没有非常深奥难懂的原理，而是必须接受若干年的商业课程养成训练，才练就出顾问的专业技

    能。诚如尼拉夫说的，当一个好顾问不容易，但其中在短时间内寻找

    关键信息、掌握全局等能力，不是也和我做博士研究时所学的互融互

    通吗？

    因此我发现，“微积分”和“真人”之间的界线可能是虚假的。

    至少，它可能是我自设的，而不是MIT为学生设的。以前我对于博士生

    抱持着死板的观点，认为毕业之后只能进学术界，若要转到其他行

    业，必须砍掉重练。其实在实验室学到的很多技能，也可以应用到别

    的领域，今天是博士生，不表示明天无法转为顾问、金融分析师，甚

    至律师。当然，要转行都必须另外下一番功夫，但这些功夫看起来似

    乎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

    总之，这趟肯尼亚之旅让我满载而归。我在肯尼亚结交了许多新

    朋友，也体验到当一名真正的顾问是什么样的体验。另外，当我走在

    贫民窟时，不知道为什么，在我脑中挥之不去的景象是路边一桶桶销

    售的木炭。

    虽然木炭和我在诊所做的案子无关，但当时我想，回到MIT之后，我要好好研究一下这木炭的缘由。那时从奈洛比回到波士顿的我，万

    万没想到在商学院个案中偶然看到的木炭，将会彻底翻转我的人生，并将主宰我未来六年在MIT的命运。PART 2

    危机及转型第八章

    博士生“中年危机”

    “我有件重要的事想向大家宣布。”二年级时，我的老板在实验

    室的聚会上忽然说。

    我们从来没听过教授用这种口气和我们说话，因此每个人都竖起

    耳朵听。

    “我已经决定接受荷兰研究院所长的职位，将于2012年9月就

    任。”他继续说，“这个机会可以让我领导这个研究院迈入新的方

    向。届时我将辞去MIT教授的职位。”

    喔，我来算算看。我2009年入学，2012年就是四年级生，博士研

    究平均五六年才能结束。我开始紧张了。

    “对实验室的新进研究生来说，”他瞄了我和其他同事一

    眼。“这可能会影响到你们的未来。所以，下星期我想和你们每个人

    一对一谈谈各自的计划。”

    会后，大家议论纷纷。

    有位同事的朋友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情，指导教授中途离开了MIT。

    据同事所知，当教授离开时，还没毕业的研究生可能有两种选择，一

    种是跟着教授去荷兰(但毕业时还是拿MIT的文凭)，另一种是继续留

    在MIT做完研究(但教授已不在此地指导)。

    “如果老板离开MIT后还让实验室继续开着直到学生毕业，那实验

    室岂不变成无头苍蝇？”一位年长的同事说。

    “不知道这只无头苍蝇可以维持多久。”另一位同事回答。

    大家议论纷纷，但我没心情再听下去了，便回到宿舍，感到很沮

    丧。当初我选实验室时，放弃了更令我兴奋的实验室，而选择了这个

    看来较安全稳定的地方。我一心一意想走我所崇拜的偶像彼得的道

    路，在稳定的实验室做出驰名国际的研究。然而世事无常，我还是遇

    上了抉择。

    “与其说是灾难，倒不如说是转换跑道的良机。”我脑袋里忽然

    冒出这样的声音，“说实话吧，你对自己现在的研究一点兴趣都没

    有。”

    我听到这个声音有些吃惊，然后感到非常害怕。我是一个勤劳上

    进的研究生，每个周末都到实验室工作，凭什么说我对自己的研究没

    兴趣？我脑子里的这个声音是邪恶的鼓吹者，怂恿我要造反叛逆。我

    试着压抑这股声音。这一定是我听到教授要搬家的消息后暂时抑郁的

    情绪而已，过几天就会恢复，我如此安慰自己。

    “我对自己的研究是很感兴趣的。”我大声告诉自己，“我也会

    很努力地和老板继续做下去。”没有一个人专心

    隔天，我和实验室的学长史提夫(Steve)喝咖啡，谈到此事。

    “你决定要跟着老板去荷兰了吗？”他劈头就问我。

    “没有。”我回答，“我想继续跟着教授，但是我可能会选择留

    在MIT。”

    “我了解了。”他若有所思地慢慢回答我，“你如果选择留在

    MIT，我觉得最好还是离开老板的实验室，重新去找感兴趣的研究

    室。”

    “这是什么意思？”我吃惊地说。

    “你如果真对老板的研究有兴趣，肯定会死心塌地想跟他去荷

    兰。”他回答，“可是如果你还想待在MIT，就表示你在这里还有其他

    的可能性。你必须去发掘这些可能性。如果你继续待在老板的MIT实验

    室，不会有好下场的。”

    “为什么？”

    “因为这里的实验室环境会在他离开后变得很糟糕。一个好的博

    士研究在最理想的环境下已经够艰难了，若再加上教授离开MIT的变

    因，我觉得你不会做出好的研究成果。你会变成孤儿。”

    “我想待在MIT是因为这里的资源比较多，而且我看到很多同事都

    会留下来，难道我不能和他们一起做实验吗？”

    “不，你想待在MIT是因为你留恋这里的课程，以及其他会让你的

    研究分心的课外活动。”

    “难道研究生不能有实验室以外的生活？我在MIT也有自己的朋

    友，难道我要弃他们而去吗？”我问他。“你说的一点都没错。每个人在这里都有很多活动，都是忙碌得

    要命。”史提夫继续说，“但研究是你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学校的资

    源、课程、校外活动，或是你的社交圈。”

    “我的同事也一样修很多的课。”

    “我知道。你们这一届的博士生没有一个人专心。”

    我沉默了片刻。“你觉得老板知道吗？”

    “老板不常进实验室，他大概不知道。但这是迟早的事。当你们

    的研究迟迟没有进展时，老板迟早会来找你们谈话的。”

    “你凭什么知道我的研究会没有进展？”

    “根据我个人经验。”他说，“你和年轻时的我很像。”

    “那你会和老板去荷兰吗？”

    “不会。我已经在和另一位指导教授谈了，希望能转去他的实验

    室工作。”博士之路，产生不确定性

    那晚回到宿舍，我陷入了深思。我仍不大同意史提夫的说法，认

    为他的观点有些偏激，他对实验室要求的忠诚度太高了。不去荷兰，为什么就表示自己不能专心地和老板做研究？对我来说，去荷兰的代

    价太高了，我必须舍弃在波士顿的一切!

    可是在和他的谈话中，我对于自己的信心也开始动摇。或许我该

    向自己坦承，我其实不如我想象中那样对自己的实验充满热情。

    其实，我这时候已逐渐进入博士生涯中名副其实的“中年危

    机”，只不过我自己当时并不知道。

    我敢说，这是绝大多数博士研究生在入学后第二年至第四年间都

    会碰上的危机，是一种对自己读博士的选择开始产生怀疑的危机。就

    我本身的案例来说，教授宣布要离开MIT一事无疑是这个危机的催化

    剂，让我在选择跟随教授去荷兰或留在MIT之间，开始怀疑当初选择读

    研究所的决定。

    很多博士生一开始都是因为向往学术界的气氛，可以自由自在做

    自己有兴趣的研究。学术之路十分清楚，博士毕业后，做几年博士后

    研究，被某所好大学聘为教授，然后努力做更好的研究，最后升迁为

    终生教授职务。这是一个稳定自由的生活。我当初申请念研究所，也

    是抱持同样的态度。

    但是有时候，博士生会在做了一两年的全职研究后发现，其实自

    己对于研究与教学并没有那么热衷，无法想象未来三四十年都过着类

    似的生活。因此，对于学术这条路失去了兴趣。

    即使是对学术仍保有兴趣的博士生也会发现，这条路看似简单，却是一条艰难无比的窄路。好质量的实验及刊物发表，必须经过多年

    努力才可能有所成，还不担保最后一定会成功。在美国，终身教授的

    职位十分有限，而且竞争激烈。例如，根据2015年的统计，每一百位

    MIT毕业博士生当中，只有二十八位继续成为博士后研究员或教授。很

    多人因为在等待教授职位的缺额，而常常做了六七年的博士后研究，不仅薪水低、生活没保障，万一后来没拿到教授的职缺，年近四十还

    需出来找别的工作。当初看起来非常安稳的生涯选择，此时此刻显得

    风险格外大，有很多人此时才觉悟到自己似乎走错路了。

    以我个人经验为例，我大学时期一些同学的功课成绩和我差不

    多，但大学毕业后去了业界(如金融、顾问、新创公司等)，现在的

    发展看起来都比我好。有位同学毕业后本来在纽约上班，年薪十万美

    元以上(我的三倍)，后来被公司派到波士顿来。有一天他约我看电

    影，结束后，我搭地铁回家，他则拦出租车(车资还是由公司支

    付)。

    此外，我有一两位朋友做了博士研究两三年之后，因为上面所说

    的种种因素，毅然决然把他们原来的博士论文当作硕士论文完成，然

    后拿着MIT硕士文凭就去业界找其他工作了。我很佩服他们的坚决果

    断。留与不留，天人交战

    对于我们这些坚持待下来的研究生来说，士气难免受到出走学生

    的影响。我继续待在实验室研究有什么意义？若要出走，我也没有什

    么具体计划，以后要做什么事呢？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似乎进

    入了人生的危机时期。

    当初我只是想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老板要离开MIT了，我要待

    在MIT，还是和他去荷兰？”结果不知为什么，愈是思考，思虑的雪球

    就愈滚愈大，甚至探索起“我的生命意义到底是什么”。

    我被这些愈来愈形而上的问题搞得有些精神衰弱了。于是，我找

    了实验室的同事谈谈他对实验的看法。

    “我非常讨厌我的研究!”他口气坚决地对我说。

    “那你为什么不去做别的事情呢？”另一位同事听到了插嘴

    说，“生命苦短啊。”

    “我已经花了好几个学期在这个研究室了，我只想在最短时间内

    拿到MIT的博士学位。”他回答，“然后马上走人。”

    “你毕业后想做什么呢？”我接着问他。

    “我想做顾问。”他说，“我目前在MIT顾问社团和别人练习面谈

    的技巧。这个暑假我也想去一家公司实习，可是你们不能告诉老板这

    件事!”

    对我而言，这听起来似乎是很好的计划。我已经来MIT努力一段时

    间了，舍不得只拿了一个硕士学位就中途而废，好歹也该拿到博士文

    凭。反观现在，即使我办了休学，但我对于学术圈以外的生涯根本毫

    无想法或准备，因此时机还不成熟。

    既然我对自己的实验兴趣索然，以后也不见得会朝学术界发展，我就不强求自己一定要做到十全十美，只要能通过取得博士学位的门槛，能从MIT毕业就行了。有了这样的打算，我剩余的博士生涯刚好可

    以拿来作为缓冲期，让我提早为自己的未来做准备和规划。安稳的选择，危机四伏

    因此，我继续待在研究室工作，但我已经失去了一开始新生对于

    研究未知的好奇心。所以每当实验不顺利或其他因素导致我毕业进度

    延误时，我就会变得非常不耐烦、心浮气躁。我只想赶快毕业，趁自

    己短暂的青春岁月结束之前去真实世界累积经验。而我在实验室里所

    经历到的挫折失败，正在延误我真正的人生!

    当我和老板碰面时，我说我计划留在MIT，在他的实验室里做完博

    士论文。但如果我觉得这里的实验环境不理想，我以后也可能和他去

    荷兰把论文做完。那时我想，这是我能从MIT毕业最快的捷径。

    因此在考虑许久后，我选择了现况，因为现在选择改变，风险会

    很大，我连自己未来要做什么都还不确定，我大部分的同事当时也都

    做出了和我一样的选择。

    这是我在MIT所做的第二个重大抉择。我以为维持现状是一种最保

    守、最安稳的选择，但我不知道的是，维持现状其实也有它的风险；

    有时候，当大环境的风向正逐渐转变时，这种选择反而可能最危险。第九章

    木炭情缘

    2011年3月，我和斯隆的顾问团从肯尼亚诊所回来之后，脑子里始

    终萦绕着在贫民窟路上所看到的景象：到处都在兜售堆积如山的木

    炭。我想对这些木炭有更多的了解，于是我继续和那家诊所保持联

    系。诊所的人员把我介绍给当地的非营利组织领导人——阿尔弗雷德

    (Alfred)。

    在3～9月的半年间，我时常和阿尔弗雷德用电邮联络。他说，贫

    民窟当地的居民几乎都是烧木炭来煮饭。可是木炭非常贵。

    “我们的组织曾尝试用废纸和木屑做成一种替代性燃料，”他写

    道，“但不是很成功。”他把当地人用的炉子和他们制作的替代性燃

    料寄给我看。

    “为什么不成功呢？”我问他。

    “燃烧得很慢，温度太低，而且燃烧时会冒出很多烟。”当地的

    家庭大部分都在屋内煮饭，浓烟有可能导致呼吸道疾病。

    “你觉得MIT在这方面能帮上忙吗？”他问。

    “我不敢保证，但我可以帮帮看。”我说。

    3月我去肯尼亚时，蛮喜欢那里的，很想再回去。那时我打的如意

    算盘是如果木炭研究有成果，这会是我再向MIT募款回肯尼亚工作的好

    理由。求助D-Lab

    我曾在D-Lab上过课，我知道D-Lab在海地研发了一些制炭技术。

    我想要了解这些技术是否适用于木屑之类的垃圾，所以特地去找了艾

    米讨论这件事。

    “我们的制炭方法大部分适用于像玉米这类农作废料。”艾米

    说，“木屑之类的可能有点困难。”但艾米也说，她听过另一种方式

    或许能用在木屑等高密度的废料上，要我去研究看看。艾米把我介绍

    给她的同事萝拉(Laura)。

    我找了一天去萝拉的办公室拜访她，和她讲起了我对制炭的兴

    趣。“你知道这些木炭是从哪里来的吗？”萝拉问我。

    “不知道。”

    “很可能是从索马里或肯尼亚的乡下。”她说，“以前我曾在索

    马里工作，我看过乡下的村民把巨大的树木砍下来，埋在地底下焚

    烧，烧出来的炭块一包包装上卡车运走，很可能就是运到像奈洛比贫

    民窟这类社区。很多乡下地区，森林都快被木炭业者砍伐光了。”

    她看到我在笔记本上振笔疾书，便说：“但我建议你自己去搜寻

    资料。”

    “知道木炭的来源，对我找其他科技帮这个组织炭化木屑有任何

    好处吗？”我问。

    “你必须从宏观的角度着手，”萝拉说，“而不是只想这个组织

    和这个贫民窟而已。除了贫民窟以外，世界上有二十多亿的人口都在

    用木炭或木柴烧饭。他们的炭是从哪里来的？如果你能帮他们用废物

    取代木炭或木柴，你这个案子的潜力会很大。”

    萝拉讲得眼睛都在闪烁，看起来比我还要兴奋。

    “你知道MIT的全球挑战竞赛吗？”萝拉接着问我。“不知道。”我说。

    “这是一年一度的MIT学生创新竞赛。”萝拉说，“主要是针对公

    共服务的创新。获胜者可以得到最多一万美元的奖金。”

    “我以前好像在海报上看过。”我说。

    “我觉得这很适合你的案子。”萝拉说，“你的队伍有名称

    吗？”

    “没有。”

    “那是你手头上要办的第一件事。”

    萝拉没给我想要的答案(怎么把木屑转成木炭)，却给了我从没

    想过的观点。

    首先，我要找一个队名。回到宿舍，我绞尽脑汁思考了好几个小

    时，最后想出一个我比较喜欢的名称——“Takachar”。Taka在史瓦

    希利文是“废物”的意思，而“char”则是英文的“炭”，完整的意

    思就表示我们把废物变成炭。

    然后，我研究了萝拉说的“MIT全球挑战竞赛”。历届参赛者中有

    位博士生发现印度苦楝树的树油具有防蚊功能，她得到奖金后，便去

    非洲尼日利亚进行控制疟疾的测试；还有一组学生研发了一种新的计

    算方式，可透过卫星影像自动化规划乡间村庄的电网系统，而这已通

    过印度政府进行测试。

    这些看起来都是天才型的创新。我对制炭的兴趣才刚开始，到底

    有什么新颖之处呢？我打算先做测试再说。引发校园火灾，虚惊一场

    2011年9月，我从MIT的无国界工程师协会里找来几位学生和朋

    友，帮我做些科技测试。当时我们手上没有任何经费，因此必须先募

    集资金。最后，MIT的TechFair给了我们五百美元买材料来制作小型的

    原型木炭。一开始，我们常常向D-Lab的人员借用他们的材料来做测

    试。

    一天下午，我刚炭化好一些废纸。这些废纸炭块用手摸起来只有

    微温，我以为它们已经冷却了，便装进塑胶盒里，带回宿舍。走着走

    着，忽然听到轻微的爆裂声，低头一看，发现一串火苗从炭化废纸中

    冒出。我赶紧走到厕所里去浇水，把火苗扑灭。

    又走了一段路，发现火苗又蹿出来了!附近没有厕所，而火苗迅

    速点燃塑胶盒，我立刻把塑胶盒放在地上。火愈烧愈大，冒出阵阵浓

    烟。

    这时有路人看到我的窘境，便递了灭火器给我。我第一次使用灭

    火器，按了一下，有很多白色泡沫喷出来，马上就把火扑灭了。而有

    人因为看到浓烟，拉了火灾警报器。MIT好几栋楼开始纷纷疏散人员，消防人员也来了。他们看到火势已经扑灭，就马上离开。

    接着，MIT环境健康安全部门来找D-Lab的同事和我谈话。起火原

    因是我炭化的纸块都很厚，虽然外表冷却了，里面还是很炙热。所

    以，从炭化炉一拿出来，碰到空气便点燃起火了，而我也不应该把这

    些刚出炉的炭块放在塑胶材料里面。

    “下次如果再发生这种意外，请不要用灭火器自行扑灭火

    势。”他们说，“我们宁可你们拉下火灾警报器之后尽快逃离现场，让消防人员处理。”

    我们讨论了一些安全措施，确保这种事以后不会再发生。经过这

    次事件之后，我们更加小心谨慎，最后安然无恙地成功测试了一些小

    型炭化的流程。重返肯尼亚，解开心中谜团

    同时，我也开始计划2012年1月再去肯尼亚一趟。不仅如萝拉说的

    要了解木炭的使用及源头，也想去那里做些小型测试。有位学生雅各

    (Jacob)也有兴趣跟我去肯尼亚。因此我又回到MIT的“公共服务中

    心”，和爱丽森(Alison)面谈了一次，并向MIT的国际发展协会与列

    格坦(Legatum)中心的两个募款机构提交申请书，最后总共募到了八

    千美元。

    2012年1月初，我如愿以偿又回到了肯尼亚，回到那熟悉的贫民

    窟。肯尼亚的朋友看到我回来都很高兴。但这次我不是来当顾问的，我是来探索的，我想要知道利用废物制炭能否受到当地市场的青睐。

    同时，我们这次肯尼亚之行的主要目的是要追溯木炭的源头，即木炭

    从哪里来？价格多少？需求多大？

    一开始，雅各和我先做好一份问卷调查，我们想回到贫民窟的家

    庭，多了解他们用木炭煮饭的方式。我们再次请当地义工帮忙翻译问

    卷，然后带我们去和不同的家庭面谈。

    我们发现，当地家庭每个月的平均收入约为三十美元，花在木炭

    上就要十美元，等于三分之一的收入都是用来买燃料!这真是令我们

    难以置信。

    那么，木炭为什么会那么贵？

    我们打算问问卖木炭的人。但他们生性多疑，我们花了一些时间

    逐渐取得他们的信任。他们说，木炭之所以那么贵，是因为在肯尼亚

    运输及买卖木炭是违法的。而木炭几乎是从乡下长途运到城市，运输

    成本本来就很高，加上沿路塞给警察的贿赂金，因此当木炭送到他们

    手里时，先前累积的费用已经十分惊人。然后他们又批发给贫民窟里

    各个小型批发商，从中抽取一些利润，所以贫民窟家庭的木炭费用，涵盖了这一切的运输费、贿赂金及交易商的中间利润。

    我们观察商人和贫民家庭交易木炭的情形，也了解到不同树木的

    木炭有着不同的密度及温度，因此价钱也不一样。“你们一天大概赚多少钱呢？”

    “大概五美元吧!”

    “木炭都是从哪里来的？”

    “每周会有大卡车从乡下送来。”

    这些卡车非常难追踪。但一位肯尼亚朋友认识鲁姆鲁提

    (Rumuruti)地区的森林协会处长，说那里有人在砍树制炭。

    为了追踪木炭的源头，我们有天坐上野鸡车，来到肯尼亚乡间。

    去鲁姆鲁提的道路很窄，中途还得换乘摩托车。沿路的路况很不好，颠颠簸簸了约一小时后来到鲁姆鲁提，那时我觉得自己的五脏六腑已

    被颠得移位了。

    森林协会处长热情地欢迎我们。“我们的森林每天都有人偷偷伐

    木制炭，砍伐速度比种树的速度快很多。”他说，“如果我们不停

    止，这片森林再过二十年就会完全被砍光了。”

    那天下午，他带我们进入森林，沿路的地上都是砍树和制炭的痕

    迹。走了一千多米，我们在森林深处看见一个违法的制炭工程，一个

    土丘上面冒着缕缕黑烟。

    我想要和他们谈。他们一开始戒心很重，但森林处长认识他们，先上前和他们聊一聊，解释我们前来的目的。

    “你们制炭要花多大工夫？”我问他们。

    “很费力的。”他们回答，“砍下树后必须埋在地下点火。火候

    要随时控制，要不然可能会烧成灰。大约两个星期后，掀开来就是炭

    了。”

    “这样能赚多少钱？”

    “这样一吨炭大概四五百先令。”这个金额约合人民币二十三

    元。一吨炭等于一棵大树。

    “你们知道这样会严重破坏环境吗？”“我们很了解。我们也不想破坏环境啊，但这是我们在乡下唯一

    知道可以赚钱的工作。”我们又问了其他制炭交易的情况。

    森林处长忽然提醒我们：“天快黑了，我们得赶快回去，刚才好

    像听到大象的叫声，希望回去的路上不要碰到大象。”

    后来，森林处长说，这里制炭的理由是因为大家都太穷了，没有

    其他就业机会。“你们MIT研究的废物制炭方法如果可以帮助当地人带

    来收入，我相信他们会放弃砍树制炭的。”他说。

    “你们当地有没有农作废物？”我问他。

    “有玉米梗及玉米叶。”

    “那我们可以试试。”废物制炭，造福贫民

    隔天，我们把制炭反应炉的模型画出来；我们的反应炉是根据D-

    Lab的设计改造而成的，所需要的铁桶、钢板等材料在当地都找得到。

    我们请当地的焊工帮忙焊接，结果一天就做好了反应炉，只花了约二

    十美元。

    接着我们把一些玉米废物放进铁桶，小心地在下面点火。一开始

    有些浓烟冒了出来，但不久就没烟了，窜出的是红色火焰。我们用铁

    盖盖住火焰，让里面冷却。一个多小时后，我们打开盖子，发现里面

    的玉米废物成功被炭化了。然后我们把炭化的玉米废物压缩成一个个

    炭块，放在炉子上点火，真正地用它们煮起食物。

    森林处长和村民看到都非常兴奋。之后几天，我们也在邻近的两

    个村落重复展示这个制炭技术。处长说他们会有计划地把这个技术推

    广到附近七个村落。

    我们待在鲁姆鲁提的时间很短暂，马上又回到奈洛比，剩下的时

    间就研究这种制炭技术是否适用于城市的废物。因此阿尔弗雷德的组

    织马上把我们介绍给旗下一个垃圾管理的青年组织；肯尼亚有很多这

    类青年组织，一组约十到二十人，像合作社一样，负责各种不同的但

    能获利的活动，例如洗车、做首饰等。那时肯尼亚政府并未提供可靠

    的垃圾收集服务，因此这个青年组织每周在贫民窟附近挨家挨户收集

    垃圾，然后带回他们的中心进行分类，塑胶、铁罐等则卖给回收商。

    目前，他们收到的有机废物(如食物、叶子)都没有适合的回收

    方式，绝大部分不是填埋在倾倒场就是就地放火烧掉，因此经常造成

    环境污染。雅各和我一起去看了他们的有机废物种类，然后想办法再

    尝试研发炭化这种混合废物的方式。奈洛比遭抢，心有余悸

    这次的非洲行和以前不一样，是由我主持策划的。虽然更加自

    由，但我一开始在人身安全上拿捏得不是很理想。

    以前，我在非洲的人身安全都是由别人费心安排，这次没人帮忙

    安排或提醒，也可能是我去了非洲很多次，都没发生什么安全性事

    故，因此我的警戒心松懈了下来。这次发生的第一件事，就是我的手

    机在贫民窟不小心被偷了。

    当我送雅各离开肯尼亚之后，我又在奈洛比待了两天。一天傍

    晚，我从贫民窟回家时打算抄捷径，步行穿过一个没走过的社区。

    路旁有一些妇女、小孩，大家都盯着我看。我被他们盯得全身发

    毛。似乎我引起了很大的注意力。这时有位少年迎面而来，一直盯着

    我看。他绕到我身后，在路旁停下来讲电话。本来我想原路折返，但

    因为刚才被他看得毛骨悚然，不想再经过他旁边，便硬着头皮继续往

    前走。

    走了约一千米，有个下坡路段，山底就是我熟悉的街道了。这时

    刚才打电话的少年从侧面岔路走了出来，快步穿过马路，跑到我的身

    后。

    当我回头看他时，一个可怕的念头瞬间闪过脑海：“天啊!他要

    抢劫!”

    这时我看到他凶狠的眼光，他的左手挥着一把刀。

    我离下方人多的马路已经不远了，于是拔腿就跑。这时有股力量

    拉住我，把我绊倒了。我恐惧得大叫，脑子里闪过的是他刀子刺入我

    后背的感觉。

    刀没有刺下来，我却感觉到有个东西顶住我的脖子后面。他利落

    地拿走我放在塑料袋里的相机，快速往回跑，而我也往另一个方向狂

    奔而去。所幸，我只有手肘微微擦伤。护照和钱都没放在身上，因此没

    事，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事发后一两天，我整天都疑神疑鬼，不敢单独走在街上，好像随

    时会有人抢劫我的财物。晚上也会做噩梦，一直梦到那抢匪狰狞的眼

    神及他手上握的刀。有位MIT同事以前也曾在南非遭抢，她说被抢之

    后，有一个月的时间不敢独自搭公交车或外出。

    无论如何，这种创伤终究会慢慢痊愈。接下来几年，我仍多次前

    往肯尼亚和印度，也多亏了这次经验，让我学会保持警戒心了。第十章

    挑战创业

    2012年2月回到MIT之后，我开始思考未来的计划。

    首先，我想在暑假时再回去肯尼亚推广我们的制炭计划。同时，我也一心想赢得MIT全球挑战的奖金，用这笔奖金资助暑假的经费。

    全球挑战的截止日是4月。申请时，每一队都得递交一份非常详细

    的两年计划书，例如，我们有什么与众不同的新颖之处？这个案子要

    和谁合作？在哪里举办？有哪些主要的里程碑？得到的奖金如何使用

    (必须附上详细预算)？两年后，计划要如何继续下去，还是等到奖

    金用完便收摊？

    为了准备这项竞赛，我主导及拍摄了一个五分钟短片。我也请实

    验室好奇的同事协助我拍摄。我们和萝拉再次碰面，告诉她我们在1月

    学到的一切，以及讨论我们该如何写这份计划书。

    “你们已经在鲁姆鲁提有一个成功的案例了，为什么不借此去肯

    尼亚乡间各地训练当地村民，让他们学会制炭呢？”萝拉问，“他们

    还可以将剩下的炭运到奈洛比卖给贫民窟的人。”

    “可是我们发现，奈洛比附近有很多有机垃圾，如果我们可以成

    功地训练都市青年组织将有机垃圾进行分类，然后卖给我们，那么我

    们就可以省去从乡下运炭到都市的成本了。”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