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看病贵查查“病根儿”
近几年来，“看病贵、药价高”现象备受社会关注。对此现象的分析文章、时评杂论常常见诸报端，但开“药方”的多，查“病根儿”的少。其实，如果审视一下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演变历史，就会有新的发现。
青春期难免要长“青春痘”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年均GDP增长超过9%，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但正如一个人的发育过程，青春期长得太快，总免不了要长出些“青春痘”———“看病贵、药价高”就是其中之一。
“看病贵、药价高”反映的实质性问题，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据有关方面统计，截至2004年，我国城镇居民中仍有44.8%、农村居民中有71.9%的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障措施，看病就诊完全自费。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使不同人群在医药消费领域处于不平等地位。
当前体制下，医院主要通过三个渠道取得收入。其一，政府财政投入;其二，通过向患者提供医疗服务获得的报酬；其三，医院药房出售药品时的加价收入。据有关方面统计，2004年我国全部公立医疗机构总支出约3200亿元，其中政府财政投入约300亿元，不足10%。这就意味着我国公立的1.8万家医院、4.2万个乡镇卫生院和1万多家社区医院，90%以上的收入需要通过医疗服务或者药品加价取得，才能维持整个医疗卫生体系的正常运转。因此，我国卫生总费用中，个人负担比重从1980年的21.2%逐步扩大到2003年的55.5%。个人负担医疗费用比重过大，是患者感到“看病贵、药价高”的重要原因。
, 百拇医药
“天价医疗费”在所难免
“看病贵、药价高”有诸多的表现形式：
一是药价越高越好卖，竞争力越强。本来，市场交换规则是，同质商品价格越低竞争力越强。但药品是一种特殊商品，医患间的信息高度不对称，80%的药品是在医生指导下消费的，由于现行体制允许医院按一定比例加价销售药品，单位价格越高的药品，加价的绝对金额就越大，所以出现药价越高越好卖的现象就不足为奇了。
二是政府的价格管制措施，不能有效减轻患者的医药费用负担。据有关方面报道，国家自1996年以来，已连续17次降低了药价，总降价金额达400余亿元，但问题远未解决。由于医疗机构已经形成了“以药补医”的运行机制，药价降低后，大处方、乱检查、乱收费的问题就更加突出。
三是公立医院的逐利性，加剧了“看病贵、药价高”的矛盾。改革开放之初，政府出台了允许医疗机构药品加价的“以药补医”政策，这就陷入了“税不足、费来补”的恶性循环。据估计，2003年所有医疗机构从药品销售中获得的差价收入可能达到500多亿元，实际加价率在40%左右，早就超出了当初规定的15%的加价幅度。既然允许公立医院逐利，科室承包责任制就会应运而生，医院要维持运营和发展，当然要调动全体医务人员的积极性，最佳途径就是医药收入与个人利益直接挂钩。一旦如此，550万元的天价医疗费用事件就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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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治理看病贵出“招儿”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试着给治理“看病贵、药价高”出出“招儿”:
第一，加快健全医疗保障体系，将不同收入阶层的人群纳入不同的医疗保险范围，确保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障。可以考虑参照印度的做法，对年收入低于一定水平的人群———比如年收入不足全国居民平均收入30%的农村人口、城镇下岗失业职工、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居民全部实行公费医疗。其余居民则通过强制医疗保险来解决基本医疗服务问题。
第二，逐渐加大公共财政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力度。公共财政投入主要应在“防病”上，改变现在“重治轻防、留病养医”的不科学理念。形成小病去卫生院、社区医院，大病去大医院的双向分诊转诊制度。
第三，改革“以药补医”的体制，切断医药之间的利益联系，规范医生的诊疗行为，防止药物的滥用。
第四，在以上改革措施暂时不能到位的前提下，政府应加强对医药市场的监管。可以考虑将医疗器械、药品生产经营的市场准入、价格管制与质量标准体系的审核权，集中在一个政府行政主管部门，比如成立专门的医药监管委员会。
(周湘杰), http://www.100md.com
青春期难免要长“青春痘”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年均GDP增长超过9%，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但正如一个人的发育过程，青春期长得太快，总免不了要长出些“青春痘”———“看病贵、药价高”就是其中之一。
“看病贵、药价高”反映的实质性问题，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据有关方面统计，截至2004年，我国城镇居民中仍有44.8%、农村居民中有71.9%的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障措施，看病就诊完全自费。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使不同人群在医药消费领域处于不平等地位。
当前体制下，医院主要通过三个渠道取得收入。其一，政府财政投入;其二，通过向患者提供医疗服务获得的报酬；其三，医院药房出售药品时的加价收入。据有关方面统计，2004年我国全部公立医疗机构总支出约3200亿元，其中政府财政投入约300亿元，不足10%。这就意味着我国公立的1.8万家医院、4.2万个乡镇卫生院和1万多家社区医院，90%以上的收入需要通过医疗服务或者药品加价取得，才能维持整个医疗卫生体系的正常运转。因此，我国卫生总费用中，个人负担比重从1980年的21.2%逐步扩大到2003年的55.5%。个人负担医疗费用比重过大，是患者感到“看病贵、药价高”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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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价医疗费”在所难免
“看病贵、药价高”有诸多的表现形式：
一是药价越高越好卖，竞争力越强。本来，市场交换规则是，同质商品价格越低竞争力越强。但药品是一种特殊商品，医患间的信息高度不对称，80%的药品是在医生指导下消费的，由于现行体制允许医院按一定比例加价销售药品，单位价格越高的药品，加价的绝对金额就越大，所以出现药价越高越好卖的现象就不足为奇了。
二是政府的价格管制措施，不能有效减轻患者的医药费用负担。据有关方面报道，国家自1996年以来，已连续17次降低了药价，总降价金额达400余亿元，但问题远未解决。由于医疗机构已经形成了“以药补医”的运行机制，药价降低后，大处方、乱检查、乱收费的问题就更加突出。
三是公立医院的逐利性，加剧了“看病贵、药价高”的矛盾。改革开放之初，政府出台了允许医疗机构药品加价的“以药补医”政策，这就陷入了“税不足、费来补”的恶性循环。据估计，2003年所有医疗机构从药品销售中获得的差价收入可能达到500多亿元，实际加价率在40%左右，早就超出了当初规定的15%的加价幅度。既然允许公立医院逐利，科室承包责任制就会应运而生，医院要维持运营和发展，当然要调动全体医务人员的积极性，最佳途径就是医药收入与个人利益直接挂钩。一旦如此，550万元的天价医疗费用事件就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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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治理看病贵出“招儿”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试着给治理“看病贵、药价高”出出“招儿”:
第一，加快健全医疗保障体系，将不同收入阶层的人群纳入不同的医疗保险范围，确保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障。可以考虑参照印度的做法，对年收入低于一定水平的人群———比如年收入不足全国居民平均收入30%的农村人口、城镇下岗失业职工、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居民全部实行公费医疗。其余居民则通过强制医疗保险来解决基本医疗服务问题。
第二，逐渐加大公共财政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力度。公共财政投入主要应在“防病”上，改变现在“重治轻防、留病养医”的不科学理念。形成小病去卫生院、社区医院，大病去大医院的双向分诊转诊制度。
第三，改革“以药补医”的体制，切断医药之间的利益联系，规范医生的诊疗行为，防止药物的滥用。
第四，在以上改革措施暂时不能到位的前提下，政府应加强对医药市场的监管。可以考虑将医疗器械、药品生产经营的市场准入、价格管制与质量标准体系的审核权，集中在一个政府行政主管部门，比如成立专门的医药监管委员会。
(周湘杰),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