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宋朝的“粥”
按照《说文解字》对“粥”的解释，“粥”是“鬻”的俗字，鬲是一个陶器，米粟放在里面煮熟，即成为鬻。中国人吃粥的历史，从《周礼》的记录中看，至少可以算到周朝，时间上是够悠久的了。但那时粥之类似乎不在“六饮”之属，直到孟子说“粥之食”时，大概才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主要食类。不过，有关粥的资料，在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也都只见诸一些零星记载，难以系统考察，这似乎说明中国人对于粥的认识，还比较粗疏，还没有从理性的高度加以总结，发现这种用陶罐烧煮出来的米粟半流汁对于东方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意义。到了宋朝，情况就不一样了，有关粥的话题明显多了起来。为什么？据学者们考证，宋朝人的吃喝比较崇尚简朴，在这种简朴风气下，宋朝人完全有可能对吃粥产生更多的兴趣，因而也就完全有可能对粥之道产生新感受和新认识。但这样说还不够深入，我认为，除此以外似乎还有两个方面的因素，影响到粥与宋朝人生活之间的重要关系。第一个因素是，宋朝是一个尚文的朝代，也是民族生命力从强劲转向柔弱的朝代，按中国古老的生存原理，宋朝人较之前代人仿佛更多意识到了一种补益的需要。这种需要当然是文化心理上的需要，但是也应看到，文化心理需要有时候恰恰会导致社会生态的某些反应与变易，从而影响到这一时期人的具体生活态度和生存方式。由于“补益”意识的渗透，整个宋朝社会很自然地滋生出全民性的养生要求。因此，我们不妨加以推测，“吃粥”在宋朝人日常生活中的地位被优化了，它因为适合时代的养生要求，从一般的饮食行为上升到了一种文化行为，使得宋朝人往往不是在生理上，而是在精神上表现出对粥的依存。第二个因素，宋朝的医药相当发达。生活在医药发达时期，人们通常对于生命的保护会显得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就宋朝人而言，他们不单在心理上有着强烈的养生需求，而且还从医药理论上掌握了多方面的养生原则和方法。“吃粥”作为摄生之道，通过医药理论的证明，构成了宋朝人生命观念中最重要的内容，对粥的选择，事实上已被他们当作个人生命达到某种优美境界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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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你忍不住要问，宋朝人在吃粥这件平常小事上真像我说的这样吗？看来抄一点宋人自己的材料很有必要。费衮《梁溪漫志》记：
张文潜粥记，赠潘邠老云，张安道每晨起，食粥一大碗。空腹胃虚，谷气便作，所补不细，又极柔腻，与肠腑相得，最为饮食之良妙。斋和尚说，山中僧每将旦，一粥甚系利害，如或不食，则终日觉脏腑燥渴。盖能畅胃气生津液也。今劝人每日食粥，以为养生之要，必大笑。大抵养性命，求安乐，亦无深远难知之事，正在寝食之间耳。或者读之，果笑文潜之说，然予观《史记》，阳虚侯相赵章病，太仓公诊其脉曰，法五日死，后十日乃死，所以过期者，其人嗜粥，故中藏实，中藏实，故过期。师言曰，安谷者过期，不安谷者不及期。由是观之，则文潜之言，又似有证。后又见东坡一帖云，夜坐饥甚，吴子野劝食白粥，云能推陈致新，利膈养胃，僧家五更食粥，良有以也。粥既快美，粥后一觉，尤不可说，尤不可说。
作者费氏已是南宋绍熙年间人，所记前辈文人重视吃粥的故实，情节宛然。又陆游《老学庵笔记》亦记道：
, 百拇医药
护圣杨老说，被当令正方，则或坐或睡，更不须觅枝头，此言大是。又云，平旦粥后就枕，粥在腹中，暖而宜睡，天下第一乐也。予虽未之试，然觉其言之有味。后读李端叔诗云：粥后复就枕，梦中还在家。则固有知之者矣。
这里记述粥事，也许仅仅限于几个著名文人趣闻逸语，然而在当时的时代环境和条件下，文人的言语和行为往往具有相当广泛的社会代表性。他们如此把吃粥一事作为特别关心的话题，并且以此相互标举，既可说是少数文人的兴趣使然，也可以说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内反映了这些文人对一种与粥相关的生活流向的注意和投入。他们论粥而见道，这个道未尝为几人文人所专有，同时也表明了当时社会对养生观念的普遍认同，于是吃粥也就不仅仅是几个文人提倡的事儿，而是一种社会时尚的集中表现。假始你已经从有关历史中了解到了中国人的生活习性，并且已经知道中国有着农业社会悠久的吃粥传统，那么我则想稍微大胆武断一点地对你说，宋朝是中国粥文化正式形成的时期。理由似乎只有一条，那就是宋朝人将“吃粥”明确定位在追求生活幸福、生命快乐的理想目标上，这使“吃粥”有了前所未有的审美性，从而给养生带来了新的文化形式。
, 百拇医药
不用说，宋朝的粥是比药更好的药。在宋朝人的观念中，粥的中和之气，对于人的补益作用几乎包括生命需要的各个方面，也因此，粥方不单纳入宋朝大规模的方药研究与开掘当中，而且在其中自成体系，占有比较突出的比重。不必说那些卷轶浩繁的药方总集如《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之类，这里只举一种书———宋元丰年间陈直的《寿亲养老新书》，虽然只是薄薄的一册，并且宗旨在于老人，但检视书中所列粥方，却十分详尽精当。如马齿实拌葱豉粥方、乌鸡肝粥方、苍耳子粥方、栀子粥方、鸡头实粥方、蔓菁粥方、莲实粥方、竹叶粥方、鲫鱼粥方、薤白粥方、黍米粥方等等，不下四五十种，占全书所列食治药方的四分之一。由此可知作者对于粥方的搜罗，颇下了一番功夫。这本书在粥方创制上，显然开了风气之先，有人说，后世医家和养生家得到这本书“如获隋珠和璧之宝”，“如聆虞韶商之音”，或许不无夸张之处，不过就粥方在宋以后的八百年间屡出不穷的情况看，至少这本书是后世的范本。常常见到明、清两代人的《粥谱》一类的专著，其粥方无论怎样品类繁多、花样翻新，但立方的标准和食用价值大抵不出《寿亲养老新书》之右，而其生命旨趣则更是一脉相承。
宋朝的粥，一直到今天我们都在吃，仿佛还很新鲜呢。, 百拇医药(费振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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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你忍不住要问，宋朝人在吃粥这件平常小事上真像我说的这样吗？看来抄一点宋人自己的材料很有必要。费衮《梁溪漫志》记：
张文潜粥记，赠潘邠老云，张安道每晨起，食粥一大碗。空腹胃虚，谷气便作，所补不细，又极柔腻，与肠腑相得，最为饮食之良妙。斋和尚说，山中僧每将旦，一粥甚系利害，如或不食，则终日觉脏腑燥渴。盖能畅胃气生津液也。今劝人每日食粥，以为养生之要，必大笑。大抵养性命，求安乐，亦无深远难知之事，正在寝食之间耳。或者读之，果笑文潜之说，然予观《史记》，阳虚侯相赵章病，太仓公诊其脉曰，法五日死，后十日乃死，所以过期者，其人嗜粥，故中藏实，中藏实，故过期。师言曰，安谷者过期，不安谷者不及期。由是观之，则文潜之言，又似有证。后又见东坡一帖云，夜坐饥甚，吴子野劝食白粥，云能推陈致新，利膈养胃，僧家五更食粥，良有以也。粥既快美，粥后一觉，尤不可说，尤不可说。
作者费氏已是南宋绍熙年间人，所记前辈文人重视吃粥的故实，情节宛然。又陆游《老学庵笔记》亦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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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圣杨老说，被当令正方，则或坐或睡，更不须觅枝头，此言大是。又云，平旦粥后就枕，粥在腹中，暖而宜睡，天下第一乐也。予虽未之试，然觉其言之有味。后读李端叔诗云：粥后复就枕，梦中还在家。则固有知之者矣。
这里记述粥事，也许仅仅限于几个著名文人趣闻逸语，然而在当时的时代环境和条件下，文人的言语和行为往往具有相当广泛的社会代表性。他们如此把吃粥一事作为特别关心的话题，并且以此相互标举，既可说是少数文人的兴趣使然，也可以说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内反映了这些文人对一种与粥相关的生活流向的注意和投入。他们论粥而见道，这个道未尝为几人文人所专有，同时也表明了当时社会对养生观念的普遍认同，于是吃粥也就不仅仅是几个文人提倡的事儿，而是一种社会时尚的集中表现。假始你已经从有关历史中了解到了中国人的生活习性，并且已经知道中国有着农业社会悠久的吃粥传统，那么我则想稍微大胆武断一点地对你说，宋朝是中国粥文化正式形成的时期。理由似乎只有一条，那就是宋朝人将“吃粥”明确定位在追求生活幸福、生命快乐的理想目标上，这使“吃粥”有了前所未有的审美性，从而给养生带来了新的文化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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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说，宋朝的粥是比药更好的药。在宋朝人的观念中，粥的中和之气，对于人的补益作用几乎包括生命需要的各个方面，也因此，粥方不单纳入宋朝大规模的方药研究与开掘当中，而且在其中自成体系，占有比较突出的比重。不必说那些卷轶浩繁的药方总集如《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之类，这里只举一种书———宋元丰年间陈直的《寿亲养老新书》，虽然只是薄薄的一册，并且宗旨在于老人，但检视书中所列粥方，却十分详尽精当。如马齿实拌葱豉粥方、乌鸡肝粥方、苍耳子粥方、栀子粥方、鸡头实粥方、蔓菁粥方、莲实粥方、竹叶粥方、鲫鱼粥方、薤白粥方、黍米粥方等等，不下四五十种，占全书所列食治药方的四分之一。由此可知作者对于粥方的搜罗，颇下了一番功夫。这本书在粥方创制上，显然开了风气之先，有人说，后世医家和养生家得到这本书“如获隋珠和璧之宝”，“如聆虞韶商之音”，或许不无夸张之处，不过就粥方在宋以后的八百年间屡出不穷的情况看，至少这本书是后世的范本。常常见到明、清两代人的《粥谱》一类的专著，其粥方无论怎样品类繁多、花样翻新，但立方的标准和食用价值大抵不出《寿亲养老新书》之右，而其生命旨趣则更是一脉相承。
宋朝的粥，一直到今天我们都在吃，仿佛还很新鲜呢。, 百拇医药(费振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