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对非典重新命名百害而无益
目前，不少人提议对非典进行重新命名，表面看来这是在维护、促进中医的发展，推动中医防治非典的深入，然而，实事并非如此，对非典进行中医重新命名是百害而无益。
有不少中医学家在引经据典，博览群书之后，提议把非典命名为“肺湿疫”、“肺毒疫”等，认为这些命名更有中医特色，也许更能反映中医对非典的认识。然而，一旦这一所谓的新命名的名词要引入中医界，其负面影响就非同小可了。
我们大家都知道，对事物(包括疾病)的命名，大多是大家约定俗成的结果，而是否是对事物本质的全面正确的反映并不十分重要，也不是几位专家学者的呼吁和倡议就可以解决的。我们中医界对此已有不少教训了。如牛皮癣这个中西医都有的病名，就不是“癣”病的命名，但这并不妨碍对此病的认识和研究。相反，对乙肝，中医界专家要重新命名为“肝病”，结果却没得到大家的响应；对失眠，中医命名为“不寐”也没得到大家的普遍认可，这无疑是在做无用功。对非典这一烈性传染病的命名，刚一开始，不少医学专家也颇有微辞，但一时又没找到更好的命名，这样，大家约定俗成，“非典”就被西医、中医，东方人、西方人乃至世界卫生组织普遍接受了。而今天，中医对其进行重新命名，这实属不明智之作法。这犹如一个年过半百之人要重改名一样，除了满足一下心理需求外，纯属自寻麻烦。
试想，如果中医界不再应用非典这个命名，而应用了什么“肺毒疫”、“肺湿疫”等名称，那么，首先，在中医内部要来个重新改名的学习和认识。其次，对将来不了解这是由于命名而造成的“一病”变“二病”的人来说，对改名前的文献的学习，就需要考证和重新对译。事实上，这样做的结果是，很快就把命名前的中医防治“非典”的学术成果封进了需要“考古”的文献堆里了。第三，对西医乃至全世界医务人员来讲，新命名是何物必须要通过翻译才能查明白；而对于中西医结合来讲就会有新的困惑，是选用“非典”或“肺毒疫”呢？还是自己重新命名一个什么“非典肺毒疫”这一混合新名词呢？第四，对于全国人民来讲，非典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病名，而所谓的新命名却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不是我们中医“自绝”于人民吗？第五，对于管理者来讲，《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既已将“非典”纳入了作为传染病管理病种，就不可能再纳入所谓的“肺毒疫”或“肺湿疫”。不难看出，中医对非典重新命名是百害而无益，是自寻麻烦，自设门坝，这将十分不利于学术的交流和发展。, 百拇医药(杨建宇)
有不少中医学家在引经据典，博览群书之后，提议把非典命名为“肺湿疫”、“肺毒疫”等，认为这些命名更有中医特色，也许更能反映中医对非典的认识。然而，一旦这一所谓的新命名的名词要引入中医界，其负面影响就非同小可了。
我们大家都知道，对事物(包括疾病)的命名，大多是大家约定俗成的结果，而是否是对事物本质的全面正确的反映并不十分重要，也不是几位专家学者的呼吁和倡议就可以解决的。我们中医界对此已有不少教训了。如牛皮癣这个中西医都有的病名，就不是“癣”病的命名，但这并不妨碍对此病的认识和研究。相反，对乙肝，中医界专家要重新命名为“肝病”，结果却没得到大家的响应；对失眠，中医命名为“不寐”也没得到大家的普遍认可，这无疑是在做无用功。对非典这一烈性传染病的命名，刚一开始，不少医学专家也颇有微辞，但一时又没找到更好的命名，这样，大家约定俗成，“非典”就被西医、中医，东方人、西方人乃至世界卫生组织普遍接受了。而今天，中医对其进行重新命名，这实属不明智之作法。这犹如一个年过半百之人要重改名一样，除了满足一下心理需求外，纯属自寻麻烦。
试想，如果中医界不再应用非典这个命名，而应用了什么“肺毒疫”、“肺湿疫”等名称，那么，首先，在中医内部要来个重新改名的学习和认识。其次，对将来不了解这是由于命名而造成的“一病”变“二病”的人来说，对改名前的文献的学习，就需要考证和重新对译。事实上，这样做的结果是，很快就把命名前的中医防治“非典”的学术成果封进了需要“考古”的文献堆里了。第三，对西医乃至全世界医务人员来讲，新命名是何物必须要通过翻译才能查明白；而对于中西医结合来讲就会有新的困惑，是选用“非典”或“肺毒疫”呢？还是自己重新命名一个什么“非典肺毒疫”这一混合新名词呢？第四，对于全国人民来讲，非典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病名，而所谓的新命名却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不是我们中医“自绝”于人民吗？第五，对于管理者来讲，《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既已将“非典”纳入了作为传染病管理病种，就不可能再纳入所谓的“肺毒疫”或“肺湿疫”。不难看出，中医对非典重新命名是百害而无益，是自寻麻烦，自设门坝，这将十分不利于学术的交流和发展。, 百拇医药(杨建宇)